打假高招还有什么

每年的“3·15”是消费者投诉日：

消费者激情投诉：

新闻媒介广泛关注：

政府部门积极参与：

声势浩大的打假行动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几乎所有老百姓热切的目光。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每一天都会变成“3·15”，每一天都会成为消费者胜利的节日！

第一章 对当前假冒伪劣问题的报告

假冒伪劣肆虐全球，成为第三大公害

假冒伪劣，犹如一团团不祥的乌云，在地球上空飘浮，对人类虎视眈眈，又像无孔不入的菌毒，正逐步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目前，全世界每年假冒伪劣的总金额高达2000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3％到9％，堪称仅次于贩毒的全球第二大公害。

造假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令全世界关注的问题。

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的历史时期，假冒伪劣产品，不同程度地干扰并威胁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假冒伪劣产品，是社会经济肌体中不容忽视的一颗毒瘤。据国际商会统计，欧 共体每年因假冒伪劣产品造成的损失使10万人失业。受害最严重的法国，每年因假冒伪劣产品造成的损失高达500亿法郎，4万人因此失业。各国许多消费者都以拥有皮尔·卡丹等品牌的领带、腰带、钱夹为自豪，但足以乱真的假冒产品使多少人至今被蒙在鼓里，难以数计。在意大利，假货更不是什么秘密。．到米兰的市场去转转，光天化日之下，陈列着数百个公司的“名牌”产品，“应有尽有”，颜色、规格齐全，低廉的价格吸引了各国的游客。据资料表明：意大利约有50万人在从事造假活动，那不勒斯是假冒法国名牌的最大生．产地和批发地，地下工厂逾千家，假冒法国、德匡等国家名牌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提起汽车肇事，人们总要责怪那些大意的司机，很少有人知道高级名牌轿车也没能逃脱假冒伪劣产品的；中击。据报道，有的假冒名牌轿车的刹车片竟用锯末搀合成胶制成，跑不了几万公里，就会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由于假车赔偿和销售损失，某名牌汽车企业一年就损失几千万美元。 ，

更有甚者，联合国 ：救援组织向波黑塞族难民运送400吨食品。结果，竟被劣质食品钻了空子，不少难民食用后腹痛难忍。联合国官员不得不用战斗机急运药品前去抢救才保住这些难民的生命。

当年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那震撼人心的一幕，人们至今还难以忘怀。集当代科技之精华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点火升空气分13秒后突然爆炸，7名优秀的宇航员为探索宇宙和人类的未来献出了生命。当时，美国全国乃至联合国都下半旗志哀。事后经调查委员会确认，事故缘于连接助推火箭之间的一个失灵的密封装置。为此，美国国家宇航局和肯尼迪航天中心将再次发射航天飞机的计划推迟了整整一年，以全面检查和反思。区区．一个不合格的产品，竟延缓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进程。

“死者已吞声，生者常戚戚”。面对假冒伪劣带来的淋漓的鲜血，善良的国人难道能无动于衷吗?假冒伪劣充斥我国市场，对国民

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

一位研究假冒产品的国际专家惊呼：“我们正处在假冒产品的时代，这种现象损害着所有的工业化国家!”这位国际学者关注的自然是国际性问题：巴西是生产假冒产品的“世界冠军”，假化肥毁坏了肯尼亚的农作物等等。然而，我国的假冒伪劣产品问题，早些年还没有引起这位国际学者的注意。也许是

由于一个极其可悲的原因：中国的假冒伪劣商品，还没有达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水平。量大、面广、档次低、质量差，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假冒伪劣产品的突出特点。

为了对中国市场的制假售假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评估与了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一些国内企业、外资企业进行了调查，调查的重点主要侧重于加工制造企业的商标标识的侵权。该调查历时数月，于2000年6月推出，总共长达数万字，报告名为《制假售假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00该报告被翻译成英文后，变成了一千更直接的名称，叫《关于中国产品假冒问题的报告》。"《报告》对国内制假售假的总体状况进行了判断，并根据其调查的结果测算出，1998年我国市场上充斥的假冒商品总价值约有1329亿元人民币，并以此与目前国内重拳打击的走私进行了横向比较。 同年我国海关查获的走私案值为154亿元人民币。国际上一般认为，正常情况下海关查获走私的案值是实际走私额的十分之一，由此估算当年我国走私总额为1540亿元人民币，因此假冒商品数量与当年我国境内走私额相差不多。

由于此次调查只限于加工制造业，不包括图书及盗版光盘等其他产品的侵权问题，而且对医药、烟草、农资等特殊行业只做了有限调查。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报告结论认为，实际上我国市场上假冒的销售量可能已大大高于走私数额。

《报告》指出，制假售假对国家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税收的大量流失、市场秩序的破坏、投资环境的恶化和国际信誉的损害；对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企业市场份额被挤占，经营成本增加，利润下降，以及无形资产被侵害。总体结论是制假售假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危害，不亚于走私。

《报告》还认为，制假售假恶化了国内的投资环境，一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市场秩序、对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障等，是国内外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而假冒商品的存在，会极大地破坏投资环境，既不利于本国的企业扩大再生产，也不利于外资的引进。

在今天，使用2000年6月发表的数据可能略显陈旧。但是，这是针对国内制假售假总体状况的调查报告中，相对比较权威、也比较全面的一个报告，而且近两年国内总体制假售假的形势并未根本扭转，使用这一数据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媒体披露的制假售假大案要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的

造假水平

2001年4月，全国“严打”及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后，各地执法机关根据统一部署，积极开展了打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动，破获了一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大案要案。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对一批大案要案进行了挂牌督办。这期间披露的制假售假大案要案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制假企业的造假水平。

从案情分析来看，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由个人小作坊向犯罪集团发展，呈现出产供销一条龙等组织性特点，作案越来越上规模，犯罪集团越来越有实力，其危害性也越来越大。

2001年3月中旬，辽宁葫芦岛市特大销售假劣种子案破获。葫芦岛市公安机关根据群众举报，打掉了朱建忠、祝彦良和甄海涛等人销售假劣玉米种子的犯罪团伙，查扣假玉米种子300吨，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使农民免受其害。案件破获后查明，这个销售假劣玉米种子的犯罪集团自1996年以来多次在内蒙古、山东，河南、辽宁等地大肆销售假劣种子。

2001年1月1日凌晨，安徽省公安厅会同福建省公安机关，侦破了二起全国罕见、横跨数省的假军人利用假军车贩卖假烟的特大案件，缴获运假交通工具假军车8辆、假烟395件及大量的假军装、假军衔等，涉案金额4000多万元。首要犯罪嫌疑人马国平被福建泉州市警方抓获。

假冒名牌案件不断升级，几乎出现了无名牌不被假冒的现象，从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到“劳力士”手表等技术含量极高的名牌产品，大批的冒牌货被数以万计地生产出来，充斥市场，令人真假难辨。2001年4月中旬，公安部责成深圳市警方限期查处深圳德升集团生产、销售假瑞士塔格手表犯罪案件。深圳警方经过近一个月的深入摸底调查，于5月21日一举端掉了宝安区德升表业厂、有诚表业厂内假冒世界名牌手表的特大生产窝．点，当场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陈耀平、戴艳清、炼金旭及其他涉案人员75名，缴获假冒劳力士、塔格、浪琴、精工等各类世界名表成品、半成品30多万块。2001年1月15日，广东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在缜密摸底调查的基础上，会同揭阳市公安机关查获了一印制假冒柯达胶卷包装盒的地下印刷窝点，缴获印刷机器主机2部，配套的压痕切线机3部，假冒柯达胶卷包装盒4．8万个、假冒富士胶卷包装盒6万个、柯尼卡胶卷包装盒0．4万个，涉案金额300余万元。

新世纪伊始，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中外5巳罪分子相勾结，合作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新现象。2001年1至3月，广州、汕头两地警方分别查获了两起涉外制售假药案。2000年以来，尼日利亚人奥斯庭伙同广州、汕头等地人员，一方面以“周效磺胺片”假冒英国药品对外出口销售，另一方面委托国内药品生产厂家直接生产假冒的国外药品，涉案金额近千万元。在公安部的指挥督办下，涉案的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一些造假地区和造假企业长期造假，通过拉拢腐蚀当地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形成了自己的“保护伞”。通过“严打”整治专项斗争，被庇护多年的造假窝点终于浮出水面。2000年12月23日，福建石狮特大拼装汽车案被查获后，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汉水、刘永胜等9名参与生产、销售伪劣拼装车的不法分子，已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公安机关已查扣了非法拼装车辆300多部。4名收受贿赂、玩忽职守的当地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受到法律．制裁。

2001年4月17日，江西省公安厅会同有关部门联合查处了江西某飞机制造公司83车间特大生产、销售伪劣烟机案。这个车间自1988年以来非法生产、销售伪劣烟机千余台，仅1997年以来就销售了800余台，涉案金额达3000万元，已抓捕24名涉案人员。

第二章 对假冒伪劣现象的历史回放

制假售假现象由来已久。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这个学说征服整个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一百多年的时间，这就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斯密对国家的作用和政府的动机表示极大的怀疑，并提出了“自私的动机、私有的企业、竞争的市场”的自由经济制度。在这种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下，近代社会的假冒伪劣商品一百多年前开始出现，19世纪中叶是英国工商业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英国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最严重的时期o．t战后的日本和我国的台湾省等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假货，不是中国的发明，却与共和国的命运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而不法资本家的假冒伪劣产品，却在后方考验着我们的威武之师。’ 建国之初，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扶助的政策，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方式，促进了这些企业的恢复和发展。到了1951年，出现了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史以来发展速度最快的情景。许多工商业者称之为“难忘的1951年”、“真正的黄金时代”。但是，一些资本家的思想并没有脱胎换骨，他们的道德水准严重滞后，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的腐朽本性一旦有适合的气候便会滋生蔓延。尤其是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的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刚刚从内战的伤痛中摆脱出来，我们的民族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前方将士浴血奋战，而不法资本家在运给前方的物资中，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偷工减料，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

沈阳市文运铁工厂的老板、奸商杨文运，在制作志愿军订购的汽车肪滑链时，不顾前线运输的重要，用锈迹斑斑的废铁充作原料打制防滑链，好多接头的地方都有裂缝。杨文运用一种叫做白滑面的药品和铁粉、炉灰混在一起把裂口糊住，有时干脆就用大米饭和炉灰糊住裂口，这样做出的防滑链，如何能保证抗美援朝运输的安全呢?伪劣的防滑链使志愿军的运输汽车在冰天雪地、山路陡峭的朝鲜时常发生故障，影响了战斗部队物资的供应。

医药卫生事业，历来被称为“百业之王”。毛主席有句名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然而，在抗美援朝的紧要关口，用于救死扶伤的药品竟成了一些人搀杂使假发战争财的捷径。

汉口奸商李寅廷，在为志愿军订做急救包时，他甚至用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擦过伤口、裹过死孩子的烂棉花冒充好棉花，又不经过严密消毒，不少药包都带有细菌。就这样，120081个急救包送到了前线，以致我们最可爱的人不该残废的残废了，不该牺牲的牺牲了。，

王康年是上海大康药房的老板。他把毫无药效的假冒产品卖给正在朝鲜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以牟取不义之财；他还设立了“外勤部”，专门向国家·干部行贿，以骗取国家贷款和订货任务，25个单位的65名党政干部被他拉下水。

有一个不法奸商在为志愿军制作饼干时用2号面粉冒充1号面粉，用石碱冒充苏打，给志愿军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朝鲜前线，志愿军战士吃了这种饼干，头发昏，眼发黑，恶心难受。有一个连队的战士吃了这种饼干，一下子就病倒了37人。 · 面对不法商人猖獗的制假犯罪，毛泽东主席做出了限期“打老虎”的决定。毛泽东所说的“老虎”，就是“五毒”俱全的不法奸商的代称。

结束十年浩劫，开始拨乱反正的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崭新时期。

希望常，常与忧患共存，危机往往与辉煌相伴。当我们打开国门的时候，扑面而来的不仅仅是和煦的春风，还有苍蝇和蚊虫。国外的不法分子将大量的假冒伪劣的电子产品、服装衣物、假冒香烟等物品乘机运入中国，使我们并未康复的经济肌体遭受到了严重的侵害。中国，首先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受害国。当时的中国刚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走出来，社会总需求迅速膨胀，经济短缺出现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区域性造假重灾区因此形成。

130年前，长着大胡子的卡尔·马克思以《商品》为题，并以此展开了他那鸿篇巨著《资本论》的第一章。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20世纪90年代，在社会主义中国，当人们为市场经济的繁荣而振奋，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发展而欣慰的时候，假冒伪劣的商品，这个商品社会的痼疾，从人们不设防的笑脸背后；悄然进入亿万幸福的家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国家主人的亿万同胞，获得了“上帝”的新称呼。走进市场的消费者，却很难坦然面对营业员的笑脸。有这么一种说法，商场如战场，上战场，不能怕牺牲；上商场，不能怕上当。可见假冒伪劣的横行。如果你从商店买来一大堆商品，后来发现这烟是叫假的，酒是假的，药是假的，甚至买来的鸡蛋、猪肉也是假的，你能不生气吗?

江苏省武进市检察院查办一起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时；发现了犯罪嫌疑人方建国的弥天大谎。据方建国交代，他仅仅用了3只甲鱼，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便已生产出所谓的“鳖膏”4900余箱，销售4200余箱，盈利30余万元。经检察机关查实发现，方建国买的3只甲鱼，案发之后尚有两只仍然放在冰箱中，经进一步审讯，方建国又交代另一只甲鱼在买来后不久就已跑掉了。4900余箱的“鳖膏”中，鳖的含量竟为零!方建国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其实，造假的又岂止是这些肉眼能看到的衣食住行?

1993年年底，南京克立科工贸有限公司借用某报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魂系凯拉》的长篇通讯，报道了克立生物工程研究所6位“留洋博士”研制凯拉口服液的事迹。这6位“留洋博士”对科研事业的执著追求和立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读后催人泪下。然而，谁又能想到，文章中报道的6位“留洋博士”，留洋却不是真的，博士也是假的，所谓的感人事迹，竟是公司凭空杜撰的虚假宣传联想假文赁、假发票、假护照、假证明书的泛滥成灾，有人谐谑道：连身份都是虚假的商人，还能弄出什么真货来?

在我写作过程中，有人曾对笔者将建国之初的假冒伪劣商品与改革开放之后的假冒伪劣商品联系起来提出了异议。但我认为这些造假现象都是在我国经济体制的大转折关头出现的特殊现象，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用历史的眼光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新形势下开展打假斗争是不无裨益的。

第三章 肆虐的假货让大地为这呻吟

“民以食为天，粮棉安天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始终是中国人的天字第一号大事。在国民经济的排行榜上，农业，始终是重中之重，基础的基础。

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吃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一位外国经济学家分析；从1908年到1991年，世界粮食总产量每增加50公斤，中国就占了20公斤。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种子、农药、化肥；作为农业高科技投入的重要领堰，竟也成了个别不法分子以假充真的发财途径。

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一对新婚夫妇拌嘴后，妻子一气之下喝下半瓶农药，娘家出动几十人要为新娘出气报仇，后来发现自家闺女竟安然无恙，原来喝的农药是假的。丈夫自然是万分惊喜，当即从栏里提出一头猪宴请乡邻．娘家人惊喜之余，说这事归根到底要“感谢’卖假药的供销社，于是给供销社送去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毁田十亩无非一年收成”，下联是“教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横批是“假药万岁”。这个黑色幽默中的主人公，或许说出了他本人的心里话。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农药并不是专门给人喝的，它是用来杀灭害虫的。如果每瓶农药都毁田十亩，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针对劣质坑农事件屡屡发生，有人这样总结：劣质种子发芽低，四世同堂青黄绿；劣质农药不杀虫，误食反倒成英雄；劣质化肥花大钱，坑了老农毁了田。然而，现实远远不像文人的调侃那样轻松。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假化肥案件，却使我们赖以繁衍生患的古老土地发出痛苦的呻吟。

位于郑州市郊区的一家农药厂，一些破烂不堪的原材料就这么露天存放着，连—个篷子都没有。初次来到农药厂，很容易误解这里是垃圾场。这里既没有生产机器，又没有检测手段。药厂惟一的设备就是一台灌装机，花钱雇来的农民将药搀上水，就开始分装。

据民工说，一瓶真药就能勾兑70多箱农药。

这样的农药能杀死的恐怕只能是制药者的良知了。

黄梅县地处湖北、江西、安徽三省的交界处，也就是俗话说的‘三不管’地区。黄梅县有很多的化肥生产厂，20世纪80年代末就因假冒伪劣问题被新闻界屡屡曝光。但是，多年来，这里的假冒伪劣化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大批量的假冒伪劣化肥正通过规模化、专业化的机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销往全国各地。由假化肥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连当地的农民，都吃尽了他们的苦头．黄梅县生产伪劣化肥被频频曝光，引起子省市各级领导的重视，并派专人来黄梅县督办劣质化肥的整治工作。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有关执法部门对制假者依法进行了查处。

农药如此，种子亦然。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这并非神话，不仅我们的生产实践可以完全证明这一点，而且我们对优质种子的研究也处于世界先进行列．然而，这些优质高产的种子被假种子所冒充，那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患的农民一年忙到头，播下去的是血汗，而换来的却只能是绝望的泪水了。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愚公移山》这个古老寓言的开篇之语，很贴切地交待了当今河南省济源市王屋乡麻院村农民生存的自然环境，山民们继承了愚公执著的秉性，为改善生活而默默地耕耘着。这一年，本应该是又大又红的苹果挂满这些短枝富士的枝头。这是王屋乡麻院村农民盼望了五年的梦。然而，十分耕耘却设有一分收获。这些所谓的短枝红富士苹果树，没有一棵是真的。一堆核桃般大小的苹果就是农民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五年之后，盼来的结果。愚公故里乡亲们致富的梦破灭了，假种子把山民们害苦了。

按照叮WFO的有关规定，“章丘大葱”、“莱阳梨”等以地名注册的农产品应当首先受到保护。但是胆大妄为的制假者竟将伪劣葱种装进了印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标志和章丘大葱发明人孙日如头像的铁罐，1996年，就有1万斤这样的种子被种进了山东省曹县庄寨镇的万亩良田里。

经有关方面调查取证，这1万斤种子连一粒纯正的章丘大葱也没有，全是没有经济价值、不具冬储条件的分葱。

山东曹县庄寨镇党委副书记王克秀介绍说：“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民奔小康的步伐，我们曹县庄寨镇，依据庄寨镇的实情，从1995年开始选择了种植业结构调整的路子，由原来的粮棉型转为果菜型，决定种15000亩大葱，15000亩大葱需要17斤葱种。我们直接到章丘刁镇章丘大葱良种开发中心购买了1万斤葱种。在我们栽的时候，我们万万没想到，这1万斤葱(种)全部是假葱，90％以上是分葱。群众反映很强烈，呼声很高，党委、政府很重视，成立了专门班子来解决这个问题。15000亩大葱，造成的经济损失在3000万元以上。”

这些分葱长到小手指般粗便开始分蘖，一棵变两棵，两棵变四棵……棵数越变越多，大葱却越长越小，八分钱一斤也卖不出去。充满致富希望的农民被猝不及防的灾难突然打懵了，眼看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真是欲哭无泪。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这几起危害较大的坑农案件，以受害农民或多或少地获得赔偿画上了句号。但是，已经给国家造成的减产的损失，却不能再夺回来了。农民在黄土地上挥洒的血汗再也捡不回来了，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和种植热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一位农民在上诉书中写道：再这样假冒下去，老百姓可就没法过了。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监督部负责人介绍，在打假过程中，假种子、假化肥等坑农事件最为突出，案件量多，影响最大，令人担忧。仅1995年由假种子导致损失金额在10万元以上、受害农民在100户以上、受害农田在1000亩以上的坑农案件就有14起。从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中，却不难总结出一些值得关注的必然性因素：其一，对农产品的名牌重视不够，保护不够，导致假冒伪劣现象横行。就以假葱案为例，据介绍，当年纯种“章丘大葱”葱籽年产量只有2500公斤，而仅刁镇种子站就卖出所谓的·章丘大葱”10万公斤。这起堪称建国以来最大的坑农案件给章丘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如果买了假葱种的用户纷纷上门讨要赔款，创造了名牌的章丘人又如何面对这10万公斤假葱种所造成的巨额损失?其二，假种子“谬种流传”，严重干扰了农村市场秩序。湖南省汝城县作为杂交稻育种基地，已具有18年的历史了。靠技术和血汗培养良种，已成为当地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摇钱树”。然而，1995年一起轰动全国的假种子案件，使汝城这个具有10多年历史的老牌育种基地，背上了本不应有的假冒伪劣种子源头的骂名。造制这起假种子案件的是湖南汝城三江口农林牧种源公司。这家公司的《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种子质量合格证》和《营业执照》 等三证一照，表面上看来是全的，实际上却都是冒牌货。这家由8个农民自发组建的所谓“全民所有制企业”，先后七次将6万多公斤假冒63个系列的杂交水稻种子，卖给安徽、福建和浙江等省区的20个县市，造成6万多亩良田歉收或者绝收。从此，湖南省汝城县这个传统杂交稻育种基地，也遭到市场的无情拒绝。其三，农民法律意识的淡薄。由于农民法律意识的淡薄，很容易受蒙骗，结果买了假冒伪劣的农资产品；由于农民法律意识的淡薄，缺乏防范意识，结果告状也缺乏证据；有的假冒伪劣的农资产品在政府行为的干预下；才到了农民手里，被假冒伪劣坑苦了的农民更难以维权。现在回过头来看麻院村的假苹果案，麻院村如果没有张学轩，张学轩如果不是一名具有一定法律意识的高中生，张学轩如果没有律师和新闻媒介的大力支持……那么，这起案件也许只能不了了之。

由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造成的大面积减产或绝收的事故屡屡发生，已成为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一个突出问题，由此使某些地区本来就脆弱的农业遭受沉重的打击，并给社会造成新的不安定因素。受害的农民控诉说，假冒伪劣比天灾更残忍，更厉害。

第四章 烟酒打假让人欢喜让人忧

烟草产业是一项覆盖全球的经济产业。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生产烟草的国家已有120多个，烟叶年产量达835万吨，全球每天消费的烟草约为150亿支。吸烟人数高达11亿之多。正是这个庞大的世界性的消费市场支撑着全球烟草经济的惊人发展。令人悲哀的是，今天在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不吸烟的民族，也难以找到一个不冒烟的城市和村落。在我们这个推行烟草专卖的国家，烟草行业正面临冒牌卷烟的疯狂蚕食。假烟从20世纪80年代初河南、安徽的手工制作，到90年代中、后期广东、’福建的机械化生产，一直呈发展趋势．假烟数量越来越多，卷接包生产技术、设备越来越先进，产供销网络越来越严密。

卷烟打假十年，从来就不是和风细雨。在执法与违法的较量中，烟草行业付出的不只是资金、、物力投入更有鲜血和生命的代价1 2000年各级烟草部门投入高达5000多万元打假资金；烟草行业在专卖执法中4277人受轻伤，217人受重伤、2人牺牲。与此相对应的是拘留制售假烟违法分子3117人、逮捕355人，判刑168人。统计星示，1998年，假烟流入市场量达到最高峰——将近1000万件；烟草系统查获的假烟数量也是年年增加，1997年47万件，19g8年94万件，19四年达到118万件，然而到了2000年，假烟的查获量却在世纪末转了一个漂亮的“大弯”，只有57万件，比1999年减少了近一半！全国市场上摆卖假烟的现象明显减少。制假重点地区的专项治理成为近年来打假工作中的一个显著亮点，

1993年8月26日上午，韩树林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中国烟草市场响起了打假的第一枪。

1992年6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接群众举报，昆明市有人大量销售假冒“红塔山”香烟。经查发现，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全国名优产品‘红塔山”牌香烟被假冒，还发现韩树林等人以部队的名义，大肆贩卖假冒的“红塔山”。

1992年9月25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终结，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1993年2月6日，对韩树林等人以投机倒把罪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云南省玉溪卷烟厂又以假冒“红塔山’商标侵犯该厂商标权，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上述被告人赔偿经济损失。

经检察机关查明：韩树林，河北省乐亭县人，住云南省昆明市董家湾省食品公司汽车二队职工宿舍，无职业。1986年11月因犯诈骗罪、重婚罪，被成都军区空军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同年12月12成都军区空军政治部决定开除其军籍。服刑中被裁定减刑一年。1991年5月刑满释放。韩树林等人组成的犯罪集团，以早巳撤销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9518部’、“成都军区昆明生产基地’的名义，伪造印章，开设银行账户，分别在昆明金马大酒店、人人娱乐城等饭店、酒店设立办公地点，有组织、有计划、有分工地大肆销售假冒的“红塔山”香烟。在进行非法活动中，谎称可供应部队和玉溪卷烟厂联营生产的“红塔山”香烟，可用军用飞机运输，保证在全国任何军用机场交货等等；韩树林等人身着军官服，以“部长’、“处长”、“政委”等身份到处洽谈签约。先后非法与五省市十个单位和个人签订了供应“红塔山”香烟的合同十一份，合同总供烟数为37450件(每件50条)，其非法经营额为96518750元，先后收取上述部分购烟单位的货款794万元。同时韩树林等还与福建省云霄县的假烟生产者签订了购烟合同，并用购烟单位的预付款，以每条38元至42元不等的价格与福建省烟贩子张翰(另案处理)等人，先后购进当地不法分子非法生产的假冒伪劣“红塔山”香烟1712件，转手以每条50元至58元的价格倒卖给上述部分购烟单位，从中非法获利一百多万元。破案后，共追缴被告人韩树林等人倒卖的假冒“红塔山”香烟1270件，扣押赃款3384340．20元。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于1993年4月29日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韩树林犯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也被判处有期徒刑。法院还判决，韩树林等人组成的犯罪集团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玉溪卷烟厂经济损失人民币100万元。

1993年8月10日，对韩树林的死刑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

随着香烟打假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

一些贪官为了一己之私利，竞与造假者互相勾结，有赃同分，有难同当，给假烟的治理打击制造了不小的障碍。

广西有个镇，每台烟机只要一年向镇政府交30万元的管理费，就可以明目张胆地生产假冒商标卷烟，再也没有人过问，还有少数乡；村基层干部腐败作风严重，为制售假冒商标卷烟者提供方便，从中捞取好处，甚至直接八股参与制售假冒卷烟活动。

福建省诏安县官陂镇近30家假烟制售“企业”成立起“大公家”组织，租用专门的办公室，有专门的会计和出纳，向各制假者收取会费，用于打通关节，专门向打假官员和职能部门送“保护费”。当地群众称之为“造假协会”。诏安县“打假护假”的特大案说明，一些地方打假难，关键就难在权力机关中有腐败分子在护假。诏安县有关涉案护假干部中，已有15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在贪官的庇护下，一些地方的香烟制假成了气候，上了规模。2001年5月，由国家烟草专卖局组织的打假队伍来到广东省饶平县黄冈镇大沃乡时．坐落在这里的一座废弃仓库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这里，一整套现代化的制丝生产设备藉然八目，令在场的烟草行业的专家们也叹为观止。国家烟草专卖局专卖管理司赵振林司长说，打假十年了，这是头一次在广东看到这么大型的制丝生产线。从现场的情况看，这套生产线的生产能力很大，工艺也很先进，估计每小时可生产烟丝一万公斤，能满足年产10万箱卷烟的需求，其规模可达到北京烟厂50％的制丝能力。

常言道“烟酒不分家”，假酒丝毫也不逊色于假烟，甚至假酒的危害超过了假烟。

一杯假酒，产生一个盲人一瓶假酒，剥夺一条生命。而会泽假酒案，则“造就”了一群坟墓。 云南省会泽县，位子乌蒙山脉主峰地段。1935年1月至4月间，工农红军曾从这里经过。毛泽东的诗句“乌蒙磅礴走泥丸”，更使乌蒙山闻名遐迩。1996年6月27日至?月10日，这里出现了大面积症状完全相同的“怪病”，并且来势凶猛。短短的13天，18个重度中毒者就死去了15个。而且同一症状的“怪病”患者还在以数十上百计的人数增长。惊恐一下子笼罩了整个会泽县。

会泽县铅锌医院院长和根华介绍情况时说：“7月1日那天，我们开会，有人报告有个重病人，在我们赶回来前不知什么原因就死掉了。当时，我们认为他是个心梗病人。后来接着又来了两个病人，内科医生反映这个病人喝了酒以后才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就请职业病科的主任化验一下，究竟酒有哪些问题。经过化验是甲醇，后来我们确诊是甲醇中毒，我们9号那天就报告了会泽县公安局、工商所、防疫站。当时，我们医院接收假酒中毒病人达28人，病重的有8个。抢救当中活了4个，死了4个。在我们医院就是这个情况。”

李荣平，这起会泽假酒案件的主犯，有毒假酒的组织策划者，1996年8月21日，被依法逮捕。

蒋红梅，李荣平的妻子，也是假酒作坊的掌柜人。她直接参与购买甲醇并在销售毒酒中起了重要作用。1996年8月20日，被依法逮捕。

这位自称从不会从事伤天害理事情的蒋红梅，伙同其丈夫李荣平丧心病狂地以3．3吨工业酒精和脏水、井水为原料，在茫茫原野上的 一间手工作坊里，配制出15吨毒酒， 作为食用酒批销给会泽县的零售摊 点，导致了192人甲醇中毒，其中死 亡35人重伤致瞎6人，经抢救脱 离危险的轻伤病人151人。

上级部门将此案定为’特大刑 事案件’，并抽调公安、检察等部门 骨干力量76人组成专案组全力破 案。中央有关部门对这起案件的定 性为：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一起假 酒致死人命案。

李荣平等人制售的假酒呈扇形扩散，使这起假酒致死人命案，涉及制造、销售毒酒的犯罪嫌疑人多达40人。

几个人生产，数十人销售，大量的毒酒就这样流入到社会上。能否及时有效地扼制死亡和伤害，关键在于中毒病人能否得到及时救治，喝这种假酒的大多是农民，分住在偏远山区，及时救治，谈何容易?从中毒人的分布情况看，以景快的速度追回、销毁全部假酒是防止事态恶化的惟一途径。但是，会泽县全县5654平方公里，有相当一部分地段不通公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回那一斤斤散酒，其难度可想而知。

在救治中毒者的同时，一个全面查禁毒酒的工作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全县23个乡镇紧急动员，组成了9826人的工作队，深入山区，在短短的三天内查访了23个乡镇的全部205033个农户，做到了无一疏漏。全县以此为契机，掀起了’打击假货、告别假货”的宣传高潮，以唤醒广大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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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假酒案的主犯李荣平、蒋红梅、尹广才、彭传云、陈建斌被判处死刑。在法院宣判后，李荣平面对搔像机说了最后这样一段话：“法院的判决对于我来说是罪有应得，死伤那么多人，我也觉得很痛心。希望我的家人，我的后辈子孙，不要再像我这样为了赚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既给社会造咸了危害，也毁了自己。希望我的同龄人，在做事之前不要像我这样糊涂，为了赚钱而搭上性命。’

会泽假酒案造成了会泽县35人中毒死亡，6人重伤100令人轻伤．假酒，让会泽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会泽假酒案：记载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始阶段的深刻伤痛。

1Q弼年12月3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工商局、卫生部，化工部，内贸部、公安部、轻工总会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将甲醇作为特别有毒化学品实行严格管理。

应当说，国家这一规定的颁布，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杜绝甲醇类假酒的存在。

然而，结果并非如此简单。

新华社太原1998年2月4日电称，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朔城区部分群众，春节前夕，因饮用过量甲醇的散装白酒，有19人中毒身亡，另有一些人住院治疗……

此事件惊动了高层，人们再一次对甲醇类假酒进行反思!

关于山西朔州假酒案，就这个案件本身，笔者已经无话可说了，它不过是云南会泽假酒案一年之后另一个翻版。因为构成山西朔州假酒案的几个主要犯罪要件与云南会泽假酒案有惊人的相似。

其一，案发地都在贫困地区。云南省会泽县是一个具有84万人口的农业大县，山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6%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山西朔州、灵丘地区位于晋北大地，是山西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由于这里属高寒区，冬季气温较低，自然条件恶劣，民间自古有饮高度酒的习惯。

其二，受害者饮用的都是散装白酒，由于他们生活在贫困地区，价格低廉的散装白酒拥有广大的市场。

其三受害者都因白酒中甲醇含量严重超标而中毒，散装白酒均系用工业酒精勾兑，其中的甲醇含量都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数百倍以上。

其四，两起毒酒案的主要制造者，都有制售假酒的前科，云南会泽县的李荣平受到过工商管理部门的罚款处理，山西文水的王青华不仅被罚过款，还在1蝴年曾因制售假酒被判刑一年。

前车之鉴不远，那么，山西朔州为什么不记住会泽假酒案的沉重教训，而在一年之后重蹈覆辙呢?

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云南会泽假酒案教训重视不够吗?不是。云南会泽假酒案发生后，中央有关部门及最高人民法院，晕高人民检察院马上派出办案组奔赴会泽县，中央领导也曾多次指示要坚决查处，假酒案的几十名罪犯被判处重刑。19弼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工商局等七部门曾联合发出《关于加强甲醇及非食用酒精产品管理的通知》，如果严格按其中的规定去办，甲醇的管理不应该再出现问题。

难道是我们的新闻舆论对云南会泽假酒案的宣传不够吗?不是。中央各大新闻单位及地方各家新闻单位对此案件都进行了充分的报道，甚至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李荣平假酒作坊的脏水井里那两只死老鼠的特写镜头，人们至今还历历在目。

山西朔州属于贫困地区，难道偏僻、愚昧、无知就是导致云南会泽假酒案在此重演的理由吗?不是。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号召科技下乡，法律下乡，即使贫困地区也没有理由成为死角。

况且，山西朔州早就是假酒的重灾区。以文水县为例，该县的酿酒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始终与假冒商标联系在一起，据这个县的打假史记载有案可查的就有149起。由此可见，文水县造假者的嚣张气焰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毒酒案的发生也绝非偶然。早在1988年，文水县制售冒牌酒的活动已由个别家庭为单位制作发展到区域性的“假冒村”、“假冒乡”、“假冒镇”，并已形成有组织、有联系的生产销售网络。这里早就应该成为打击的重点，普法的重点，那么有关执法部门为什么不能吸取教训，以云南会泽假酒案为契机，整治这个混乱的白酒市场呢?

山西朔州白酒市场很明显地存在着管理漏洞，那么漏洞又在哪里呢?诚然，山西省文水县，曾有打击假酒案149起的辉煌业绩，但是成果在这里体现，漏洞也在其中隐藏。

假酒致死人命案，并不是云南会泽、山西朔州的特有现象。自1992年以来，全国共查处广西柳州、贵州贵阳、四J，，宜宾等8起假酒致死人命案。这8起案件中，共有75人饮用毒酒中毒死亡，700多人中毒——这些假酒案的死亡者均系甲醇中毒。那么，怎样才能杜绝冒牌白酒对市场的冲击?

据统计，目前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白酒生产厂家，全国就有46000家，且有不计其数的未登记的“家庭小厂”。大厂周围的小厂星罗棋布，小厂的假冒产品与大厂的产品真假难辨，不仅仅生产程序混乱，流通程序也相当混乱。笔者采访山西朔州假酒案时发现，有些经销商连账本都没有，只有何人欠账的记录，酒的去向，一概不明。可见，规范白酒市场，加大管理力度，加强质量把关，从严执法，已成为打击假酒泛滥的迫切课题。

在山西朔州假酒案之后，全国各地执法部门迅速展开轰轰烈烈的“地毯式’查假、打假的活动。这是吸取山西朔州假酒案教训的切实做法。当然，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打假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打假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这根弦需要时时绷紧。

朔州假酒案之后，不仅朔州的真酒遭到了市场的拒绝，就连山西的真酒也被人们敬而远之。这是朔州人，也是山西人所始料不及的。它对造假者固然是一种惩罚，但它对合法的白酒市场，却也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影响。那么，朔州如何才能走出阴影，山西白酒怎样才能走出误区，这是朔州假酒案留给社会思考的一个新问题。

第五章 “假冒伪劣”是“名牌”心头永远的痛

在河南省郑州市采访时，记者了解到郑州市白酒市场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年喝倒一个牌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一旦一个品牌的酒在这里走红，很快就会假冒丛生，消费者真假难辨，只能选择另一个牌子。据说，一年喝倒一个牌子还只是保守的说法，一年喝倒两三个牌子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由头，于是奔赴各家酒厂采访假酒对正宗产品的；中击情况。

可是，没有一家酒厂愿意与笔者配合，他们都否认自己的酒受到假酒的严重冲击。

也许是笔者的真诚感动了他们，一位酒厂负责人坦诚地告诉笔者：他们已有这方面的经验，一旦公开假酒对自己的严重冲击，正常的市场就会被搞乱，市场销售将直线下降。消费者不管你的酒什么样的是真的什么样的是假的，为了防止上当，他景可能的选择就是挑一个没有假酒的牌子喝。

长春市查获了一大批假冒一种知名度很高的酒，笔者闻讯赶到现场，据工商局执法人员介绍，他们已请技术部门作出鉴定，倒卖者也已承认他们的酒是假酒。但生产厂家赶到后却坚持说这酒是真的，他们至今还没有在长春市场上发现假酒。当执法人员提出技术指标的问题时，厂家满口答应说他们因为生产出了不合格的酒愿意接受处罚。弄得笔者也无法肯定这酒呈真的还是假的。

不但酒厂护着假货，矿泉水厂家对新闻界也根本不敢提假货的字眼。笔者在湖南省常德市采访时，一位矿泉水厂家的负责人很干脆地告诉笔者：不管真货假货，我们都要保证我们这个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打假最大的可能就是把我们这个品牌市场占有率打下来，那样的话，我们就完了。

卫生部发布的1998年第一季度药品质量公报，异乎寻常地受到新闻界的格外关注。其中5月12日某报以“广告名药落马”为题的报道说：“康必得……这些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广告名药纷纷落马，被认定为不合格产品。”这样的报道见报后，笔者的一个在郑州的编辑朋友打来电话问，康必得既然被认定为不合格产品，为什么中央电视台还天天在播康必得的广告?并约笔者就这个问题写一篇稿子给他们。通过采访，笔者才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原来卫生部发布的药品质量公报公布的康必得被认定为不合格产品，指的不是河北恒利集团生产的正宗的康必得不合格，而是不法分子生产的假冒“康必得’不合格。但河北恒利集团、上海中药制药一厂等数十家企业，由于被误解为生产假药，导致巨额损失。据悉，河北恒利集团生产的康必得4月25日以后销量下滑，20天里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锐减．I200万元。

由于假货的曝光给真货带来的负效应，堪称“市场瘟疫”。在类似的“市场瘟疫”中付出最沉重代价的当数保健品产业。江苏省常州市某’中华鳖”生产企业由于不堪冒牌货的冲击，请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对一家假鳖膏作坊曝了光，新闻媒介对打假工作的及时监督，有效地促进了案件的查处。紧接着，众多的新闻媒介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对保健品产业假冒现象的公开讨伐。公正地说，当时保健品市场存在的假冒伪劣现象确实极其严重。1995年1月18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卫生部公布对全国保健品的抽查结果：在全国抽查的212个产品中，产品质量与明示标志70X以上相符的只有21种，而1002合格的只有吉林省威特集团生产的小聪聪母液、上海生产的海中王两种产品。吉林省威特集团的产值1994年已达1．129亿元，该集团想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开拓市场。然而，新闻媒介对保健品产业的讨伐声太强烈了，有几个消费者能记住你的小聪聪母液100‘的合格?尽管吉林省威特集团也展开了极大的宣传攻势，但很快就被打假治劣的讨伐声所淹没。消费者能记住的可能只是造假作坊的生产现状：“一根水管两个缸，三个农民来灌装，一二十元出厂价，七八十元走市场。”由于保健品市场假冒伪劣产品问题的大量存在，又加上新闻媒介的“大曝光”，致使消费者对保健品产生了信任危机，“市场王子”转瞬变成为“市场乞丐”。在我国，素有“黄金产业”和“希望产业”的保健品产业剐刚起步就这样被红牌罚下。

在市场经济初期，一个新的产品—旦出现了假货，生产厂家会自豪地向新闻界宣布甜门的产品有假货了。当时的消费者也会天真地相信这东西连假货都有了，质量肯定不错，于是产生了购买欲。如今一个公司的产品受市场假冒伪劣冲击的情况，当事人会将此作为企业的商业秘密，封锁起来。除非迫不得已，否则绝不向外透露，更很少有企业敢以假冒为由头进行新闻炒作。因为打假把真货也打怕了，除了违心地对假货捂着盖着，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被假冒的名牌企业似乎有这样一个共识，即如今的消费者并不成熟，一旦报道某个品牌的产品冒牌丛生，他们就会拒绝再次选用这个品牌的产品。

在专题采访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这样一条新闻线索：面对假冒丛生的市场，上海可蒙公司郑重宣告该公司不再参与打假。笔者得到这条消息后随即与该公司联系，准备搞一个深度报道。不料当笔者说明来意后，却没能得到该公司的支持。大约在两个月以后，笔者从报纸上又得到该公司怎样与执法部门合作并取得诸多打假实效的消息。上海可蒙公司为什么会出尔反尔?据笔者分析，这应该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不造打假声势，而加大打假力度：事后再宣传市场上已不再有假可蒙，让消费者放心购买他们的产品。如此对待打假可谓用心良

从国际范围来看，市场竞争越来越集中体现在名牌的竞争上。以北欧为例，芬兰不过是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小国，但它有诺基亚，这个品牌的移动电话占了世界市场的25％。瑞典只有800万人口，但它有沃尔沃，沃尔沃的重型卡车、客车质量有口皆碑；还有爱立信，同样是移动通信领域不可或缺的角

名牌的魅力就是这样：当它一旦劈波斩浪，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就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品牌价值越来越高，甚至远远超过其营业额。

然而，假冒伪劣侵害名牌工业企业，正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恶性毒瘤。

据全国打假办提供的材料显示：全国每年查获的假烟中，假“红塔山”卷烟就占85％。 据测算，全国市场上的假“红塔山”卷烟高达63万件，占玉溪卷烟厂卷烟总量的37．5％，仅此一项，国家就减少税利57．33亿元。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2000年11月证实，市场上假冒的各类宝洁品牌产品已经占有15%以上的市场份额，宝洁每年因这类假冒产品而损失的销售额高达1．5亿美元(12亿元人民币以上)，这相当于3亿瓶400毫升装的“飘柔”洗发水!

这些数字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第六章 回访“造假这乡”

多年来，中国的消费者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常常会询问：“这产品是什么地方生产的?”售货员说出产地以后，有的消费者很放心，马上掏钱买下；有的一听是某地的产品，连说“不要不要”，捏紧自己的钱包就走。面对这样的消费习惯，如果某地因搞假冒伪劣而臭名远扬，则必然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搞假者，把自己后辈子孙的饭都给吃了!”

假冒伪劣产品的产生，有着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这一特点导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过许多著名的“造假之乡”。这些“造假之乡’要么上演着“假冒——短暂繁荣——衰落·的悲剧，要么上演着“假冒——短暂繁荣——衰落——大力整治——再度繁荣——质量立市(县)”的悲喜剧。

福建云霄人说，假冒伪劣可把云霄坑苦了。制假经济是“砒霜经济”，靠假冒伪劣维持地方财政无异于饮鸩止渴。

云霄县曾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20世纪90年代初，云霄县出现了制售假烟的苗头，有关部门对制假售假活动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个别领导干部甚至采取放任态度。在这种环境下，云霄的制假售假活动愈演愈烈，云霄县也就慢慢地由一个鱼米之乡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假烟之乡。当地一些原本从事正当生产经营的个体私营企业经不住暴利的诱惑，纷纷参与制假，云霄的工业迅速萎缩，原有的糖果、印刷、烟草等支柱产业每况愈下，几乎全部垮掉。

过去，云霄县也曾年年打假，但几乎每次打假都流于形式。假打的结果是制假售假更加猖獗。制假售假严重败坏了云霄的声誉和形象，云霄的工业经济随之雪上加霜。云霄人痛心地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云霄县与广东顺德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而到了1999年，顺德的GDP达286亿元，财政总收入45亿元，云霄县的GDP仅为27亿元财政总收入2．7亿元。制假售假使全县的经济一蹶不振。

提到“广货’，人们容易联想到两层意思，一是知名品牌一大堆，二是假冒伪劣产品到处泛滥。有鉴于此，国家多年来一直把广东列为全国重点打假地区之一。

主管产品质量监督和打假工作的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赖天生说：“国家质量监督抽查，广东省的产品合格率长期徘徊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1998年甚至全国倒数第一，这与广东省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应引起各级领导和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必须下大力气把广货质量和形象搞上去。”

近几年来广货假冒伪劣问题不可谓不严重，1997年，国家监督抽查广东省的燃气热水器合格率只有28．6K，这一情况在中央电视台曝光后，引起中央领导重视。那些行业性、区域性的假冒伪劣更是远近驰名，如花都的VCD机，粤东的假电池、假烟，揭阳、化州的劣质螺纹钢。有数字显示，粤东的假烟，其产量已相当于全省卷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据透露，广东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每年查获的假冒伪劣商品总价值就达几亿元。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药材市场多如牛毛，经过整治逐渐形成八大药材市场，随着打假治劣工作的不断深入目前只剩下四大药材市场。而被取缔的药材市场都曾上演过假冒——短暂繁荣——衰落的悲剧。前些年，福建晋江假药案轰动了全国，晋江人到处受到人们的冷眼相待，甚至正和晋江青年谈恋爱的，也要立即告吹，而且理由很简单药都敢造假，人也靠不住，其实搞假药的只不过是晋江的一个镇的某些人而已。晋江人尝尽了苦头之后，决心重塑形象，“质量立市”，打造名牌。他们在北京开办的晋江产品展销会，推出了自己的一系列名牌产品，一时成为热点新闻。

温州的变化更具戏剧性。

提起假货，不能不提及温州。“早晨穿，晚上就坏”的·晨昏鞋’，曾是对温州鞋的特称；提起只能穿一个礼拜，就准会出问题的“星期鞋”，人们也会想到它的产地温州。1987年，杭州武林广场的一把火当众烧毁堆积如山的温州鞋，引发了全国抵制温州皮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了时间，温州成了；造假之乡’的代名词．

1993年1月23日，这天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凌晨零点，在人们欢度春节的锣鼓声中，24岁的温州残疾青年郑裕雪坐上乾椅，用双手摇着，一步一步，从海南省三亚市的“天涯海角”出发了。

小郑旅行的目标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大阳岛。他的头巾上写着九个大字：支持申办奥运万里行． “开放的中国盼奥运”。申办奥运，实际上是一项激发华夏民族自豪感，激发炎黄子孙爱心，信心和热情，凝聚社会力量的一项浩大工程。

重在参与，这是古老的奥林匹克精神。童在参与，这不仅仅指的是健康的人，残疾人也不例外。

24岁酌郑裕雪要向世界证明：为了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在中国，有这么一位高位截瘫钓残疾人，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彀力和决心。

小郑晓行夜宿，餐风饮露，火辣辣的太阳底下，他年轻英俊的腔庞，显得又黑又瘦。一路上，他受到人们的理解、支持和鼓励。

5月中旬，小郑到达北京。他摇着轮椅，来到亚运村参观。在这里，首都高校一位青年教师结识了他，为他的精神所感动，这位教师准备请小郑到学校作报告，并请新闻系的学生来采访报道，

小郑接受了青年教师的邀请。可是当晚，当他与那位青年教师联系时，青年教师在电话里冷漠地告诉他：作报告和采访的事，不用了，因为……你是温州人，大家怕上当，不放心……

’

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一事实的郑裕雪，当晚在招待所里疯狂地喝酒，一直喝得大醉。郑裕雪认为，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一个农民，想为国家尽一点微薄之力，得不到肯定不说，还受到怀疑；真是令人伤心。

一个温州青年在北京的遭遇，很快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温州日报》还专门开辟专栏，展开了“如何重塑温州形象·的大讨论，市长也发表文章，直抒己见，温州告别假冒伪劣的时刻应该到来了!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没有哪一个城市像温州那样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争议，它不仅创造了著名的温州模式，也曾生产出了大批假冒伪劣产品，以致在相当一个时期，“温州制造”的牌子还难以走出浓重的阴影。

副市长黄卫峰接受我采访时并不讳言，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末，温州出现了量大面广、区域性的假冒伪劣现象，也就是制假销假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在国内奸像温州一时间咸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温州信誉不好，一些企业在推销自己的产品中也屡屡受挫。一些客户甚至直接对温州的厂家说：你的产品质量是不错的，但是，很抱歉，我不能要你的货。什么原因呢?如果我买了别人的东西，回去交到单位就行了；如果我买了你的东西，领导就会问我，你为什么一定要买温州的货呢?我得解释半天，温州这个产品怎么怎么好，万一你这个产品质量由于各种原因出了些问题，那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对不起，我喜欢你的产品，但我不能买你的产品。黄副市长说：“质量立市”是温州人痛定思痛后的理性选择。

如今，温州的生产秩序成功地实现了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温州的经济增长方式成功地实现了由过去的粗放型到质量效益型的转变。但是，温州人为挽回信誉，重塑形象，他们付出了十倍以上的代价。

浙讧省温州市曾是“造假之乡”的代名词，从造假坏名声的阴影里走出来的温州市启动了“质量立市’工程。同时启动“质量立市”工程的还有福建省晋江市、河南省巩义市等地区，他们都走过与温州市相类似的道路。据笔者的调查，搞质量立市工程并不是这些地区为了恢复自己的好名声而制作的新闻由头，而是一些人搞假冒伪劣导致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后劲。搞“质量立市”工程，正是地方政府决心为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能有充分的后劲而进行的自觉行动。这些地区的自觉行动，表明我国已自觉地从手工作坊式的自由经济向市场经济(法制经济)过渡，同时也表明我国由上而下掀起的打假工作正在成为地方政府治假治劣的自觉行动。

第七章 “矍爱仙”们留给法律的难题

中国人居家过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生活必需品市场自然也没能逃过假冒伪劣的陷阱。

瞿爱仙，是一个制售假酱油、假醋的小商贩。这位大宇不识几个的农村妇女，伙同她的丈夫邓享林，五年内在武汉市青山区制售假酱油、假醋300余吨，让40多万人口的青山区居民人均足足喝了一瓶半的假酱油、假醋。

从1990年至1995年5月，瞿爱仙曾多次被打击、查处，但几度“捉放曹”，反而使她变本加厉。据工商部门测算，瞿爱仙5年内制售假酱油、假醋经营额达20余万元，获利达8万余元。青山区工商局考虑她制售伪劣商品数额巨大，情节严重，于1995年5月12日将此案移交青山区检察院。5月19日，检察机关宣布逮捕瞿爰仙。经检察机关5个多月的调查核实后，10月17日，向青山区法院提起公诉。

本以为这次瞿爱仙将难逃法网，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对这起制造、销售伪劣产品跨越时间长、产品数额大、给消费者造成了严重伤害的生产伪劣商品案件，最终竟以“情节轻微，免予起诉”给此案画上了句号。

如此结局不仅令消费者震怒，工商部门惊讶，也让检察院和法院无奈。

司法机关做出这种事与愿违的决定， 自然有其法律依据。1993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规定：制售伪劣商品违法所得数额1 0万元以上不满30万元的，处两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青山区检察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认定瞿爱仙违法所得赃款即经营金额为18．2万元。而青山区法院接到公诉的同时， 也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司法解释，即违法所得指的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获利数额。由于瞿爱仙究竟获利多少，无从做出精确的计算，而瞿爱仙只承认获利2万元。以这2万元作为法律依据，瞿爱仙虽已构成犯罪，但属于…情节轻微”。加之认罪态度较好!青山区检察院子1995年底在收缴非法所得的同时，只得宣布对瞿爱仙免子起诉。

瞿爱仙重新获得了自由。她目前是不是还在做假酱油呢?

武汉市青山区检察院有关负责人的回答显得很无奈： 目前还没有发现，工商局罚了款，责令她悔过，对她进行了处罚，但我们也不能肯定，她是不是还在做这个东西。

在湖北省黄陂县邓家湾村，笔者看到瞿爱仙用卖假酱油挣来的钱盖起的两层楼，在这个村里鹤立鸡群。瞿爱仙五年造假，无数次逃过法律的制裁，无数次尝到造假甜头，她能从此洗手不干吗?

瞿爱仙已经造假致富，那么，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张爱仙”、“李爱仙”步她后尘， 继续造假?

2001年的调查告诉我们：“瞿爱仙’的故事还在重演。

2001年6月6日，武汉市集中开展了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酱油，食醋的专项行动，捣毁了一批假酱油、伪劣醋的制售窝点，其中多数造假者是有“前科”的“惯犯”。面对执法人员，这些造假者竟毫无惧色，问什么答什么，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经查，这些造假者都是外地耒的无业人员，不久前因做假酱醋，刚被有关部门查处，他们换了个地方又重操旧业。

张爱仙’、“李爱仙”们的出现，固然原因很多，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处罚难．这些小作坊全部货值不足万元，且日产日销，按有关法规够不上判刑坐牢，又由于无法控制当事人，罚款很难落实，往往只能是拖走货物，集中销毁而已。

不少造假者正是看准了其中的“道道”，而越发变本加厉，大肆造假。难道我们的法律就真没办法彻底打碎“张爱仙”、“李爱仙”们的造假致富梦?

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经济，其一切经济活动都应当受到法律的规范。而目前我们的打假法律法规，还不甚完善，而且在操作上伸缩性也比较大。有的虽然对制假作了相应的处罚，但由于处罚的力度偏轻，难以起到令制假者闻风丧胆的作用。

第八章 打假还有什么高招

我们的打假声势在逐年加大，而造假势头依然不减。一位专门从事打假的政府官员很无奈地这样评价打假工作：不打不得了，打比不打好，打也打不完，还要继续搞。 打假，究竟应该怎么打?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提出了“长期扫口匿说”，认为打假治劣是一项长期工程。可是搞好这项“长期工程’，应该如何操作，却还没有人能够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有人提出了’必经阶段说”，认为假冒伪劣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经阶段。这种提法是以“泡沫经济’作为其理论依据的。那么，随着我国经济运行的’软着陆’，是不是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个必经的阶段呢?

也有人提出于“齐抓共管说”，这种说法是针对一些造假者跨地区跨行业作案；造成部门打假，地方打假难以斩摹除根而提出的。笔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官员在本地打假多年而不力的情况下，不是积极寻求多方面的支持，而是以呼吁社会齐抓共管来推脱自己的责任。这种“齐抓共管说’不提也罢!

那么，打假治劣还有什么高招呢?拧紧“水龙头”，加强源头管理

应该是当务之急

有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流湿了地板，是应该先关水龙头，还是应该先擦地板呢?答案肯定是要先关水龙头。因为水龙头是水的源头，关住了水龙头，也就堵住了水的源头。回首我们多年的打假工作，可以说，我们已经做了多年的擦地板工作，而水龙头并没有真正地关住。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制假者进行有效的打击，把假冒伪劣商品扼杀在摇篮之中呢?

还是让我们看一个实例。

苍南县，隶属浙江省温州市，商标印刷业是这个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这里有一个专业性的商标标识市场，各种皮制的、铁制的、布制的标识应有尽有。不但国内的众多名优产品的商标在这里印制，各类假冒的名牌商标也是在这里印制的，制假的人可以在这里得到从商标标识到激光防伪标识的全方位服务。

1997年4月，苍南县副县长詹永枢接受采访时介绍说：‘苍南县商标印制业发展迅速。目前，全县印制业总数已达1837家，其中指定的商标印制单位是387家，非指定商标印制单位是1450家。现已拥有各类设备3930台，可以说，在我县经济发展当中，商标印刷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苍南县印刷行业1996年的年产值是16．8亿元人民币，可以说在全国印刷行业中颇有分量。中国的消费者是否能买到正宗厂家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与苍南县是否生产出令人放心的商标有直接关系。

据国家工商总局200t年的调查表明，目前全国八成以上的假冒商标、标识源自苍南县。另据了解，如今，印刷业已经是苍南的支柱产业，全县核准的印刷企业有1200多家。2000年苍南县印刷业产值约17亿元，占全县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上缴利税9000多万元。此外，那些分散在家庭内从事无照印刷的小作坊，因其具有较高的隐蔽性无法进行准确统计，有关部门估算约有1800多家。很多家庭印刷作坊主要印制假冒名酒、名烟的外包装，如“五粮液”、“红塔山”等，此外，像身份证、计划生育证等假冒证照也属于这些非法印制窝点的“经营范围”。

当地工商管理部门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这些非法印刷点往往是晚上开工，天亮前收工，很难被执法人员发现；有些将印制窝点转移到比较偏远的山区，或将厂房建在山洞里。位置非常隐蔽，而且在门口还设置了暗道等重重关卡；有些家庭作坊在卧室里摆上一台机器，非法承接业务；有些制假窝点甚至搬到了邻近的福建等省。此外，国家工商总局在对苍南一些印制假商标、标识案件的排查中还发现，一些企业在非法印制一批假商标后，当其案值达到立案标准时，马上改换企业名称，重新注册一家新的企业再从事非法印制活动。

可以这么认为，要遏制假商标的流传，首先就要治理好苍南县的商标印制市场。同理，其他各类打假，也都要先栈到源头所在，再寻找整治对策。“打蛇打七寸”，截流还须先堵源。打假的当务之急，是拧紧“水龙头”，加强源头管理，将假冒伪劣商品从根子上剪掉。丛长远计，完善打假机制 至关重要

我国已正式成为HT0成员国。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在加入¨T0的一系列协议中特别重要，有的学者把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与知识产权保护称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三大支柱，而在前两者中，也充满了知识保护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酝酿建立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到1982年我国《商标法》出台、1984年《专利法》出台，再到1991年的《著作权法》，这三个主要的知识产权法都实施后， 以保护私权为基础的知识产权制度才算是基本建立；而在此前后20余年时间，不够严谨之处在所难免。此后，发达国家与我国的知识产权的谈判不仅仅是希望我们立法，同时也要求中国在加强执法的力度上有所作为。

这首先要求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假冒伪劣产品的重要性。打假的最大拦路虎其实是一些地方领导对假货的暖昧态度。2000年，广东省下大决心，坚决关闭了上百家无牌无证生产劣质螺纹钢的山寨厂，查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在粤东地区一些乡镇，假冒伪劣品已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甚至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802以上，当地领导是怀着“振兴地方经济’之心，呵护着这些造假企业，更可笑的是当地政府甚至明文规定，这些企业生产的螺纹钢在当地不准使用，只准卖到外地去。当地领导也知道用这些螺纹钢盖房子不安全。这些当地干部只是看到了伪劣产品给当地带来的种种好处，如果不下定决心彻底治理，且不说伪劣产品自身的潜在危险，伪劣产品横行于世，必然导致地方经济的发展没有后劲。众多的经济犯罪案件还表明，有多么严重的经济犯罪，就有多么严重的腐败!湛江走私案、厦门远华案，潮汕地区出口骗税案等经济犯罪案件背后，都有大批腐败案件被挖出。

第二，严格执法，依法追究造假者的刑事责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肿国商标1998年度报告》披露，1998年，在工商局处理的14736宗商标侵权及产品假冒案件中，只有35宗被移交到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2000年3月，陕西省有关部门评选出十大造假案件，竟然没有一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完善打假的法律规范，加大执法力度，更显迫切。

第三，借鉴打击走私的成功经验，抓一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案件，震慑不法分子。走私问题大多出在海关内部，处理起来更集中，而假冒伪劣问题大多分散在民间，还有一些造假分子与当地官员相勾结，矛盾更为复杂，处理起来更为棘手。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中，一些职能部门提出了成立打假督察的想法。当前。中国已经加入盯0，知识产权问题将日益突出。借鉴海关组建缉私警察的做法，组建打假警察应该说正逢其时。 唤醒群众打假童识，形成假货

过街人人喊打的氛围

1981年6月，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社理事会在曼谷召开了一个颇为独特的会议——“保护消费者问题磋商会”，并郑重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费者组织派代表参加；

但是，很遗憾，在接到会议邀请的时候，我国还根本没有“清费者组织”，而只好派国家商检总局的一位处长。以中国商检总公司

代表的名义前往参加。对 此，与会国际人士表示：国际消费者运动和组织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完善的，没有代表性的。

1984年底，全国性的组织——中国消费者协会终于在北京宣告成立。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把消费者的权利真正地交给了消费者。

1995年3月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何物。

1995年3月，“王海”现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消费者的进一步觉醒，已经从维护自己的权益发展到依法打假。一些商家惊呼，“防火防盗防王海”。“王海”来去无踪，并不事先通知商场我要去你们那里打假了，这样，商场防不胜防。

“真王海”，“假王海”们来去无踪的“游击战”、你去我来“拉锯战”、依法打假的“持久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誓与假冒伪劣斗争到底的人民战争已经打响了。 ；。

就在还有一些省市还不承认王海是消费者的时候；王海本人改了行，做起了“维权企业家”，主要从事帮企业调查遭受假冒侵权；的情况。

关于王海查假收取被侵权企业的费用，王海说，查一个寓点一般收费在2万元左右，具体要根触案的难易程度来定．

我还问王海，企业一旦发现自己被侵权了，直接向有关执法部门举报就行了，执法部门将展开具体的侦查，那么，你的北京大海商务公司不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吗?王海说，他的公司绝不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因为企业发现被侵权后向执法部门举报，需要提供一定的证据，他的公司展开的调查就是为了给执法部门提供必要的证据，因此，他的公司是企业的好伙伴，执法单位的好帮手，王海说，他现在的身份应该是’维权企业家”，并认为他这一职业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最后，王海认为，打假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必须唤醒广大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只有形成了假货过街人人喊打的氛围，取消假冒伪劣商品的市场，使制假者无处藏身、无从遁形，打假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目的。

尽管王海不改初衷，继续着打假事业，当起了“维权企业家”，但王海及“王海现象”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当初鲜为人知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日益深入人心。

尽管消费者参与打假仍显得有些被动，但消费者的监督却无处不在，群众性的消费者打假活动也正在深入展开，这便是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