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改革体制热点博弈

经济热点问题六

春雷—声震大地，春风吹度医疗关；现行医改体制丞待改革，医药市场开放二十多年，价格虚高百姓叫苦，管理层束手无策；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入攻坚阶段，各种新老问题渐次浮现，有关改革开放成败得失以及路径选择的争论也慢慢涌出；随着“看病难”、“看病贵”的责难声及社会对医改的置疑之声不断的出现，关乎普通百姓生老病死的医疗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人们最关心、最希望得到解决的关键大事，深化疗体制改革成为社会的迫切的呼吁。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走访了有关政协委员与及各界参会的代表委员。全国政协医卫组第一小组大部分委员都提到了“看病难、看病贵”这6个字，大家对医疗高收费、医疗体制改革、社区医疗机构的发展、天价医药费等问题，都激动而真实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医疗费用畸形上涨政协委员献计献策

政府财政投入比例逐年下降，导致医疗卫生领域过度“市场化”。国家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八五”期间的2．37％下降到“十五”期间的1．66％。以前靠财政拨款的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想方设法赢利，这样就直接导致医疗费用显著增高。

全国政协委员俞祖彭对记者说：“由于经济原因，有48．9％的群众有病不敢上医院，城镇有29．6％、农村有65％应住院的患者不能住院，很多人因无力支付高额医药费只能选择小病扛着，大病拖着。现在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到了老百姓难以承受的地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门前医疗费用的畸形增长呢?俞祖彭委员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医疗支出结构严重失调，个人负担沉重。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长期低于财政支㈩以及GDP增长。目前中国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覆盖面只有1亿多人，不到全部城镇人口的四分之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仅为l9．94％，“这意味着‘大中城镇居民和绝大多数的农民看病完全要自己花钱”。

为早日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俞祖彭委员认为应尽快建立能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大致公平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加快“管办分离”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鼓励、规范民营医院发展，对医药和医疗市场加强监管。

其次，改革滞后，管理体制不顺。卫生行政部门既办医又管医，主管部门与所属医疗机构有着“非常密切的利益关系”，不仅使行业管理和监督无法到位，而且使医风医德问题也缺乏有效解决措施。

“再者，药品价格虚高。制药业低水下重复建设严重。全国有1．8万多家综合性医院，却有7100家制药厂，1．8万多家药品批发企业和连锁、零售商店。药品生产和销售企、业将大量人力、财力投在终端促销上，导致药品价格虚高。”

另外，虚假医药广告泛滥，有关部门监管不力。媒体上虚假广告泛滥，代表、委员的人声疾呼、人民群众的愤怒谴责、受骗上当患者的血泪控诉都无法阻止虚假广告的泛滥成灾。

全国政协委员俞祖彭说：“‘看病贵’，贵到何种程度?现在中国个人年均医疗费用的支出已由1980年的14．51元上涨到512．5元，26年增加了30多倍!”

来自沈阳的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话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说：“现在沈阳很多医生，病人一进门就先问带多少钱，再问公费还是自费。这就不正常，这种情况出现后，医患之间能没有矛盾吗?”他认为，造成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一个原因就是医院收支一条线。他举例说，沈阳有个肿瘤医院，说是公立医院，但是自收自支。这个医院富到什么程度呢?仅藏獒就养了十几条。

全国政协委员朱宗涵认为，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和医疗水下的提高，医疗费用的提高是不可避免的，核心的问题是谁来买单。必须要下决心建立第三方购买的机制，让政府成为购买的第三方，和医疗机构谈判，为消费者买单。

栾文民委员对卫生部加强社区医疗机构建设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首先，加强社区医疗机构建设最重要的是：不能忽视一些关键性的基础工作。比如，政府一定要想好，有什么办法能够防止社区医疗机构出现腐败问题等。要知道，开大处方这个不良之风就是从社区卫生站刮起来的。其次，那么多的社区医院需要建设，没地方没人才怎么建?社区医院价格要低，但医疗服务水下绝对不能低，医生素质的提高就是关键。医生素质怎么提高?要有规划。

全国政协委员李连达也激昂地对记者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根据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公费医疗是不现实的。因此，他建议把居民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无收入群体和农村的贫困人口，这部分人的医疗费用由政府买单；绝大部分中等收入的人可以按照日前的方式参加医保，个人和政府各出一部分买单；对于一些高收入者，政府就不用买单，或者降低买单的比例，这样就可以提高社会保障系统的公平性。”

刘凤仙代表说对记者说“关于医疗改革到底怎么改?老百姓如何得到实惠?国务院在两会也提出关于医改问题，但却没有拿出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怎样具体实施却没有落实到实际问题上。这次关于医改议案是围绕着评价医院与私立医院分开的问题，怎么搞顺还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两会只是在议，还没有具体的治理方法。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报告》中说，要突出抓好二个方面的工作，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加快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5年内国家财政将投入200多亿元，对乡镇卫生院和部分县医院房屋和设备进行改造。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今年把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由20元提高到40元。二、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逐步实现小病不出社区、大病才上医院。三、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对药品、医疗服务的价格监管。

卫生部长为医改开药方

3月7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医疗卫生组的讨论会上说，目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普遍减弱，投入确实不足，今后各级财政应该增加投入，更要加强监管，加强对机制的运行监督；如果不转变医院运行机制，这一问题也无法解决。3月9日高强在发言时强调，扩大医疗保障体系是解决看病难问题的重要环节但仅扩大医疗保障体系是不够的，医疗保障制度和医院规范管理机制缺一不可，必须同步进行。如果只建立医疗保障体系，医院仍像以前一样只顾赚钱，病人住院十来天，要收七八千块钱，医疗保障体系支出太大。而收费低，不赚钱，长期亏损运行，医院也难以承受。

高强还强调：医风医德的教育也要与转变机制、加强监管相配合。显然，中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市场化”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在过去的一年中，高强在不同场合表示，公立医疗机构不能“卖光、改净”，政府集中财力办好一批公立医院，运行机制要体现公益性质，为群众提供优质、低价的基本医疗服务。

从今年起，中国各地将陆续建立一批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用

以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医疗救治需要。以“大病医疗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将十2008年在全国普及。

政协委员热议医生收取红包

全国政协委员吴博威说，他呼吁社会宽容看待医生收“红包”问题。他认为，“红包”会使医患关系更和谐。医生对病人也是一种服务，诚心诚意为病人服务让被服务者感动，“红包”也可看做医患感情交流的—种方式，这种可利于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应被社会认可。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方面，也是对医生的—‘种激励。我们应当引导公众对医生的工作表现出谅解之情。现在丑化了“红包”，好像一拿红包就是坏；医生，就是吃回扣。”

他说：“当然，向病人索取红包绝对应该禁止，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怎么能谁给钱就先给谁做于术?抢救病人要根据病情。但治疗好，病人要感谢你，送“红包”是医患之间的感情交流。就像国外服务员挣老板工资，尽心为你服务也可以收小费一样。而且治疗前和治疗后，“红包”性质不一样。”

医生收取“红包”如何对待?是“一刀切”不准收，还是分情况界定?医生能不能收取病人的“红包”?引起了众委员们激烈争论。

全国政协委员、农丁党中央常委、广东省副主委王智琼说：“还是统一不收为好。医生给病人做了手术救了命，确实是值得感谢的好事。但现在来说，“红包”的性质分不清，你是感谢医生，还是医生诱导你送的?而且术前术后也很难界定，很多时候会造成变相收取“红包”，不便管理，所以还是统一不收为好。病人看病花了很多钱，也很不容易。”

广州医学院副院长常青认为，“一旦开了头，就很容易变样。”这个问题很简单，医生绝对不能收取病人的“红包”。我们国家和外国不…—样，大部分医生属于国家的公职人员，医院已经为你的劳动付出报酬了。再说，救死扶伤也是医生的义务和责任。当然，某些患者出于敬重，对医生进行表示，我们也要按照规定，在程序上进行处理，该上缴的就上缴，该打入病人的医疗费就打进去。一旦开了这个头，就很容易鱼目混珠，变了样了。

对此，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针对病人术后给医生送“红包”这件事，有合理合法的问题，有些事不合法但情理上却可以接受。但当前社会环境下，“红包”现象已成为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事情，相关禁令不会松动。若有所松动，可能没法控制。卫生部对“红包”的意见很明确，卫生部作为国家的行政机构应当依法办事，拒收“红包”就要“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