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6亿吨:资源优势明显,但环境资源约束日趋强化

从资源总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矿产资源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论人均而言，中国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对外能源和资源需求。而且对国内的环境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更长远的来讲，中国在发展中还将遇到来自环境和能源方面的更多限制。如何破除其中的障碍，实现更科学和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在更多的方面下工夫。

直面能源争议：巨大的消费量与不合理的结构

2010年，国际能源署发布的一则消息引起了全球各国的注意，也引发了中国国家能源局与国际能源署的一场关于“谁是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的争论。

2010年的7月，国际能源署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国际能源署表示，2009年，中国消费了22.52亿吨油当量，较美国高出约4%，美国消费了21.70亿吨油当量。油当量代表消费的所有形式的能源，其中包括原油、核电、煤炭、天然气以及水力发电等再生资源。国际能源署总干事田中伸男表示，按照我们的定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很可能贡献了一半左右的全球能源需求增长，并且没有人知道该国需求增长会持续至何时。

对于国际能源署的此番言论，国家能源局和国家统计局予以了驳斥。

国家能源局发言人、综合司司长周喜安表示，国际能源署不久前把中国列为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是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特别是对中国这些年节能减排的情况不了解。随后，国家能源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文对国际能源署的观点予以反驳。在《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情况说明》一文公布的资料显示，按照国际方法折算，2009年我国能源消费折合成标准油为21.46亿吨，人均消费能源1.61吨标准油。2009年美国能源消费总量23.82亿吨标准油。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比美国少2亿多吨标准油，人均消费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一。

探究此事背后的种种缘由，无论是国家能源局表态的“可以借鉴，但不可信”，还是国内专家认为的“形迹可疑”抑或是“别有用心”论。中国必须面对现实的是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的确消耗了大量的能源且面临不断增长的态势。中国每年消耗到国内的大量能源资源而且还需要进口大量的石油，消耗巨量的煤炭及其他不可再生能源。

从改革开放时期的年能源消费量57144万吨标准煤到2009年的310000万吨标准煤，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30年上升了5倍。尤其是2003年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快速增长。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138553万吨标准煤，到2008年这一数字上升至285000万吨标准煤，增长了一倍以上。2001～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9.4%。

目前，我国的能源消费主要靠国内供应，能源自给率达到90%以上。煤炭和石油构成了我国的主要能源供给和消费结构。自1993年以来，中国石油进口逐年增加的趋势一直没有扭转，从当年的6%攀升至2009年的52%，超过了50%的国际警戒线。这标志着石油消费从主要依赖国内供给转为主要依靠海外进口。同时，中国在2009年首度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净进口1.03亿吨。而在2010年中国将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

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中国因素显然已经成为影响国际能源价格的一大重要原因，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如果按2006年的汇率测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为5.5％，但能源消耗量占世界的15％左右，石油和电力的世界第二消费大国。即便如此，我国的能源还是一再告急，不少地区接连遭遇“煤荒”、“电荒”、“油荒”、“水荒”，能源形势所面临的危局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

在从我国现存的能源结构上来看，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中国的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28.0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占77.5%、石油9.4%、天然气3.84%，其他(水电、核电、风电)占9.26%。2009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30.5亿吨标准煤，居世界第二位，比例为：煤炭70.1%、石油18.7%、天然气3.85%、其他(水电、核电、风电)7.35%。

与国际水平相比，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消费比重比世界平均高41.5个百分点，石油低16个百分点，天然气低20.5个百分点。尽管在2000年以来，国内水电、风电、核电等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消费量占比逐步提升，但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常规能源消费仍然占据绝对地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煤炭消费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67.8%，占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三种非可再生常规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72.6%，2008年，前者上升至68.7%，后者上升至75.4%，分别提高0.9个和2.8个百分点。

此外，不仅仅是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被我国用掉的大部分煤炭用于直接燃烧。其中大部分又被用作发电和工业锅炉等直接燃煤。这样的煤炭利用方式不仅造成环境的污染，还造成了能源利用效率的低下。

如今燃煤产生的烟气是造成中国生态环境破坏的最大污染源之一。中国的SO2的排放量已经占到世界的15.1%，燃煤所排放的SO2又占全国总排放量的87%。全国每年因SO2和酸雨造成经济损失巨大。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还带来严重的地面污染。资料显示，煤炭开采已经引起我国地表塌陷达30万公顷，且以每年约2万公顷速度增加，造成农业减产，居民住房损坏；煤矸石堆存已达30亿吨。此外，每年约有22亿吨煤矿井水外排，约6亿吨煤炭的长途运输，造成了铁路、公路和水路的沿路煤尘污染。

未来，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将成为全世界经济的重要理念。对于中国而言，改变目前的这种能源消费结构，进而降低中国的能源消费程度变得尤为重要。构建一个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加快新能源开发，将是中国下一个五年、十年以至于更长时间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任务和目标。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1978～2009年）（单位：万吨标准煤）

新能源的兴起：中国又一次大有可为的机遇

2010年5月1日到10月31日的上海世博会给中国和全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届世博会也让以低碳为标志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在上海世博园区，绿色新能源的身影随处可见，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LED绿色照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地热能等，使人们看到了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美好未来。

上海世博会的太阳能发电项目，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采用技术最多的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也是世博会历史上太阳能发电技术的最大规模应用；上海世博会15公顷城市最佳实践区、“一轴四馆”的景观照明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照明集中示范区；世博园区逾1000辆新能源车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万吨，使园区内公共交通实现“零排放”，让世博园区成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新能源汽车集中运行示范区。上海东海大桥10万千瓦海上风电场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海上风电示范项目。

如今，新能源所引发的绿色经济浪潮正在席卷全球，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仅会带来一场重大的能源革命，而且会引发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规模宏大的新能源发展规划，力求在新的国际分工中抢占先机，在全球范围内引领新的经济增长点。

自2006年1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后，中国政府又相继出台《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可再生能源“十一五”规划》等一系列配套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赛迪顾问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新能源开发规模最大的国家，可再生能源装机(包括水电装机、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核电)占总装机容量的23%左右。2004年之前，我国新能源发展速度一直比较缓慢，2006年的《中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出台实施，为新能源发展注入强心剂。

中国风能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9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达到1380万千瓦，超过美国，成为当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一的国家，当年新安装风机总数达到10129台，平均每天27台，相当于每小时就竖起一台风机。与此同时，累计装机将达到258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指出，早在2005年，中国的太阳能产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在2009年中国生产了超过3.6GW的光伏(PV)电池，其中90%销往国际市场，使得中国成为当年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出口国。2009年全球10大光伏电池生产商中有六家在中国。此外，中国还是太阳能热水器第一生产大国。在山东省的德州市、河北省的保定市近年来太阳能产业的快速崛起为世人瞩目，各地区均已形成了大规模的太阳能产业的生产和研发基地。

农业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截止到2008年底，中国已有3049万农户使用了农村沼气，每年产沼气113.9亿立方米；在全国建有16.4万处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专门处理公厕、医院等公共场所等生活污水，总池容达785万立方米。到2005年底，在9个省的部分地区基本实现车用乙醇替代汽油，年产生物乙醇燃料约150万吨。

国家能源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8月，全国水电装机总量突破2亿千瓦，居世界第一。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水电装机以超过每10年翻一番的速度加快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水电遍布全国1/2的地域、1/3的县市，装机达到5100万千瓦，年发电量1600多亿千瓦时，约占全国水电装机和年发电量的30％，累计解决了3亿多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

在国家2007年出台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下称《规划》）中，提出到2010年要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左右，到2020年达到15％左右的目标。

具体来说，在水电方面，到2020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达到3亿千瓦，其中大中型水电2.25亿千瓦，小水电7500万千瓦。生物质能方面，到2020年，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年利用量达到5000万吨，沼气年利用量达到440亿立方米，生物燃料乙醇年利用量达到1000万吨，生物柴油年利用量达到200万吨。风电方面，到2020年，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在广东、福建、江苏、山东、河北、内蒙古、辽宁和吉林等地区建成若干个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以上的风电大省。太阳能发电方面，到2020年，太阳能发电总容量达到180万千瓦。太阳能利用方面，到2020年，全国太阳能热水器总集热面积达到约3亿平方米，加上其他太阳能热利用，年替代能源量达到6000万吨标准煤。到2020年，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农户普及率达到70％以上，农村户用沼气达到8000万户，太阳能热水器使用量达到1亿平方米。在农村可再生能源方面，到2020年，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农户普及率达到70％以上，农村户用沼气达到8000万户。

金融危机后面对世界经济疲软的状况，对新能源及其技术的研发投资成为各国应对金融危机、振兴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气候变化的压力，中国在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自己的减排计划，即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为了加强中国在未来发展中的能源安全地位以及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2010年，国家成立了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李克强组成并负责的国家能源委员会。

2010年7月，业界期待已久的“新能源发展规划”的面纱也终于掀开，并更名为“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规划期为2011～2020年。按照该规划，到2015年，天然气利用规模将达到2600亿立方米，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预计将从目前的3.9%提高到8.3%左右。水电利用规模将达到2.5亿千瓦，核电利用规模将达到3900万千瓦。水电和核电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提高1.5%，达到9%。其他非水能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也将达到1.1亿吨标准煤，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2.6%左右。届时，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将有望达到11%左右。而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则会从2009年的70%以上下降到63%左右。规划期累计直接增加投资5万亿元，每年增加产值1.5万亿元，增加社会就业岗位1500万个。

显然，中国政府的新能源发展计划已经得到了市场及地方的支持和响应，众多企业已经投入巨资进行新能源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在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新能源产品的研发和制造的新的重要基地。

资料显示，江苏省的无锡市现已形成以尚德、尚品、华能等为代表的新能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拥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2007年无锡新能源产业产值达到450亿元，成为新能源产业的领军城市，目前无锡的光伏产业产能产量，出口贸易额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研发和出口基地。

甘肃省酒泉市正欲打造中国最大的新能源装备基地。据称，规划10平方公里、投入6亿多元人民币的“甘肃酒泉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园”，现已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09年底，包括金风科技、华锐科技等14家上市公司的22家国内风光电装备制造企业入住基地。目前已形成年生产风机2000台、叶片2000套、塔筒500套、机舱罩1500套的生产规模。

2010年3月2日，辽宁曙光汽车与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签订了节能与新能源客车合资合作协议，目标是打造中国最大新能源客车生产基地。

2010年8月30日，华能新能源产业控股公司宣布，将投资60亿元，在江苏省大丰市建设华能300兆瓦风电示范项目。据称，该项目是目前建成的海上风电场中装机规模最大、离岸距离最远、电压等级最高的海上风电场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将生产约7.4亿度清洁电力，节约标准煤25万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62万吨，与常规能源发电相比，每年还可减少6000吨二氧化硫、2500吨烟尘排放，节约淡水240万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核心清洁能源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620亿美元。而中国以53%的投资增长率超过美国，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者。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国家吸引力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地。

“癌症村”的阴影：经济增长背后的环境代价知多少

2010年3月，东方卫视、东方网、江西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在上海松江区车墩镇南门村吕伟明夫妇家继七岁的儿子患有结节性硬化症后，他们不到两岁的女儿于2010年2月被确诊患有白血病。吕伟明夫妇认为，这一切都是家门口的塑料加工厂排放污染所造成的。而据南门村村民反映，这里近两年已有十余人患有或死于癌症。

这则来自多家媒体的报道，显然不是此类事件的孤例。近几年来，有关某一村镇或某一地区癌症死亡人数上升的事件已经屡见不鲜。外界对于此类地区的一个统称叫做“癌症村”。虽然“癌症村”不是一个科学严谨的概念，但大致有癌症患者数量超高、污染严重、死亡率高等特征。

2009年出版的第11期《凤凰周刊》根据国内媒体报道，绘制了一张“中国癌症村地图”，其中有准确地址的行政村110余处，遍布全国各地。另外，这份周刊转载了其他媒体收集的资料：有197个癌症村记录了村名或得以确认，有2处分别描述为十多个村庄和20多个村庄，还有9处区域不能确认癌症村数量。这样的话，中国癌症村的数量应该超过247个，涵盖中国内地的27个省份。

这些“癌症村”多处于城市工业园区周边地带、河流下游，或者矿山附近，受到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生活垃圾，以及重金属等多重污染。

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农民死于肝癌的概率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死于胃癌的概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

2007年5月，国土资源部公布数据显示，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1.5亿亩，形势严峻。而自1997年以来，癌症成为中国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癌症。

《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透露，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癌症发病及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至90年代的20年间，癌症死亡率上升29.42%。2000年癌症发病人数为180万～200万，死亡140万～150万。

“癌症村”或许只是中国诸多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个缩影。伴随着中国近几年来经济的飞速增长和重工业化的加快，环境问题也正在加重。

世界观察研究所发布的《世界状况报告》中指出：中国面临着一些世界上最严峻的环境挑战。

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09年中国环境状况》显示，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黄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全国监测的488个城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258个，占52.9%。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92万平方千米，已经占国土总面积的37.2%。

绿色和平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里，中国占了16个，同时大约有300个中国城市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中国的385个物种被列为濒危物种。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在过去的十年中迅速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中国每年死于呼吸道感染的人多达40万，这其中，空气污染是致病的直接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0）》认为，2009年是中国社会的垃圾危机爆发之年。垃圾危机引发了超乎寻常的激烈争论、前所未有的影响，震撼了全国。可以预见，过去30年经济高速发展逐渐累积的垃圾造成的环境与健康问题，在未来10年到20年很可能更为集中地爆发。

2007年，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的一份合作研究报告《中国环境污染损失》公布的资料显示，室外空气和水污染对于中国经济造成的健康和非健康损失的总和约相当于每年1000亿美元（约相当于中国GDP的5.8％）；空气污染，尤其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导致肺癌、呼吸系统疾病等肺部疾病发病率上升，造成工作单位和学校缺勤现象增加；水污染还引起癌症和腹泻发病率上升，尤其是5岁以下儿童腹泻发病率上升；水污染正在进一步加剧中国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致使水资源短缺总成本约占GDP的1％。

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显示：2004年，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

根据过往的国外环境治理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环境在一定阶段内受到危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环境态势又出现良性逆转。

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从“双三角洲”——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到中西部地区重大、特大环境污染事故不断，且有不断增多的态势。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0年到2008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从1010.3亿元上升到4490.3亿元。可以说，中国已经走上了过去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且中国的这条治污路线显得十分昂贵、矛盾和充满了挫折。

整个“十一五”期间，根据环保相关部门的测算，预计环保总投入将达到1.4万亿元，占同期GDP的1.5%。其中八大重点环保工程投资有3336亿元，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投资有150亿元，还有新增国债基金用于环保设施建设。

环保部科技司副司长刘志全在中国环境服务国际合作论坛上透露，经过初步测算，“十二五”期间环保投入将达到3.1万亿元，其中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要投入1万亿元。

2009年媒体发布报道称，中国政府在6年内投入了910亿元治理污染最严重的“三江三湖”，但水质仍然较差。以太湖为例，水质“连降三级”：从20世纪80年代的Ⅱ类水为主下降至Ⅴ类、劣Ⅴ类。

2010年7月3日，福建省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铜矿湿法厂发生铜酸水渗漏事故。事故发生后，媒体报出，早在2007年，紫金矿业就因环保问题被环保部门通报。数年间，紫金矿业因多次环保事故与当地居民发生纠纷，而当地县级政府多年以来在多方面放任监管。

数据更说明了问题，2000年以来，中国的环保事故造成损失和其最后的赔偿金额总是相差甚远。2000年，1.8亿元的环保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赔偿、罚款金额仅有3682.6万元；2004年，3.6亿元的环保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赔偿、罚款金额仅有不到4000万元；2008年1.8亿元的环保事故损失，罚款和赔偿金仅有其直接损失额的5.1%。

面对直接经济损失就达数亿元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所谓的赔偿金显得如此寒酸。此间所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对生态环境及人民生命安全所造成的危险又由谁来赔偿。环保事故的多发，和不断曝出的种种问题，让人不得不怀疑，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环保拐点”在哪里。

低碳的代价：中国经济的减速与负担的上升

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让“低碳经济”一词成为全世界最时尚的流行语。而就在这届峰会召开的前夕，中国国务院作出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低碳经济”最早见诸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岛国，英国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

英国关于低碳理念的提出，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响应和讨论。虽然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没有在减排问题上取得共识，但是诸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已经开始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

低碳经济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的中国来说无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对于长期处于粗放型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讲，实现低碳经济的目标所要付出的转型经济代价和对国民财富的牺牲的成本不得不引起重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的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碳排放大幅度降低，但近几十年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的碳排放量在1970～2007年之间排放总量增长了7倍多。2007年中国CO2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尤其是在时间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的碳排放量的增速也在不断加快。数据显示，1989～1990年，中国的碳排放增速为4.7%，1990～1999年为3.4%，而2000～2006年中国的碳排放增速达到9.2%。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单位GDP碳排放的大幅减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弥补低水平的生产方式对环境的历史欠账。那么，在单位GDP已经受到20年的减排挤压后，未来10年的中国减排压力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压力呢？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袁富华等人基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通过建立模型，对减排冲击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趋势做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分析。

袁富华等人在《低碳经济约束下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一文中的研究结果显示，碳排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在改革开放30年中，平均为0.23，80年代平均为0.21，90年代为0.25，进入新世纪以来平均为0.23。但是在中国资本驱动的工业化模式中，经济增长的一部分是以高耗能和环境的污染为代价的。估算结果显示，1978～2008年的平均9.5%的潜在经济增速中，约有1.3个百分点是环境的代价。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新一轮的经济规模扩大中，环境的代价也相应提高。2000～2008年中，环境消耗拉动经济增长平均为2个百分点。

在控制了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因素后。如果到2020年，中国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要在15年内达到这个目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就应以年均3%的速度累计下降。到2014年，中国经济的年潜在增速将下降到8%以下，减缓到7.9%的水平。而到202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将进一步下降到6.1%。2010～2020年的潜在增速水平为7.6个百分点。

如果在以上的条件下，进一步考虑到中国劳动力供给在2010年出现拐点的话，那么2010～2020年的潜在增速将进一步下滑0.2个百分点。2020年的潜在增速水平仅为5.8%。

进一步，作者给未来资本存量增速定为8%，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到2011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速就将滑落到8%以下。到2020年将进一步下滑到4.6%的水平。11年间的平均增速达到6.3%。

8%几乎是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年增速的底线。如果在现有经济增长方式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年增速低于8%将给中国解决庞大的就业人口和保持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压力。

事实上，要实现未来的低碳发展，经济增长下降只是其中的一方面，中国还必须面临的是由此所引致的高额的增量投资和增量成本。

麦肯锡研究发现，要实现中国减排的全部潜力，中国在今后二十年中平均每年需新增资本投入2000~260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5%～2.5%。在这些投资中，约1/3的投资将产生经济回报，1/3将产生较低到中等程度的经济成本，还有1/3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成本。

联合国开发署的情景研究模型为中国设计的减排路径表明，即使是在中国采纳了一系列的包括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在内的一系列的先进措施，实现了可观的减排成果的情况下，中国在2050年前仍很难出现碳排放峰值。中国要在2050年前实现碳排放的下降的话，需要付出巨大社会经济代价。到2050年，中国所付出的增量成本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对应的单位减排成本为148美元/吨CO2，约为当年GDP的6%，相当于每户中国人需要负担高达3046美元的额外成本。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以2005年为基准年，中国政府如果作出大幅度减排的努力，中国到2050年的年GDP损失最低将达到4.6%，最高将达到9.9%（相当于1万亿美元和2.3万亿美元，2005年不变价，达到2005年的GDP水平的46%和97%），平均每吨CO2对应的GDP损失为158美元和210美元。

上述种种的研究结果为中国未来的低碳之路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也突出了未来我们要面对的种种困难。低碳这个世界大潮流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挑战和由此所面对的种种负担和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要实现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低碳又是一个必要的选择。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1978～2008年）

注：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是根据中国年度一次能源消耗量（煤炭、石油、天然气），并未考虑其它排放源的计算，也未考虑森林碳汇后的净排放额。其折算标准依据英国BP能源统计的折算方法。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1978～2008年）

资料来源：BP统计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