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新科普”的兴起与发展现状分析
总结,也为搞好新时期的科普工作指明了大方向。科技要创新,科普也要创新。在“互联网+”勃兴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新科普”的发展已渐成燎原之势,本文拟对此做初步探讨。
1 “互联网+新科普”兴起的时代背景与意义
目前,人所共知的是,中国社会已经步入互联网时代——从有线互联网到无线互联网再到移动互联网,上网变得越来越方便、快捷,网络与生活的结合也越来越丰富、紧密。正是基于这一快速发展,在2015年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8次提到“互联网”三个字,并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2]随后,“互联网+”进入战略实施阶段,配套政策相继出台。“互联网+”,如果简单地理解,就是“互联网+传统行业”。但是,在本质上,“互联网+”并不是两个他者肤浅的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网络平台,让互联网与各个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并创造新的发展业态和生态。
我国是典型的移动互联网使用大国。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超过亚洲平均水平8.1%。随着移动通讯网络环境的不断完善以及智能手机的进一步普及,移动互联应用向用户各类生活需求深入渗透,促进了手机上网使用率增长。其中,手机网民的规模达到6.56亿,渗透率达到92.5%,网民上网设备进一步向移动端集中。[3]这说明,我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极大地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阅读习惯。由2016年4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可知,我国成年国民数字阅读的时间已明显超过纸质阅读,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超过1 h,其中,微信阅读(朋友圈、公众号推送)是每日阅读的主要内容。[4]
当前,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已经改变或者说颠覆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根据有关统计数据,2013年全国科技期刊的总印数为13 706万册[5],2014年为13 574万册[6],2015年为12 425万册[7],呈逐年下降之势。一些代表传统科普的经典作品如《十万个为什么》在书店大量滞销,而新兴的科普媒体“赛先生”、“知识分子”等微信公众号则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粉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新科普”的组合呼之欲出。
“互联网+新科普”是科普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学者将科学传播事业概括为“普及科学”、“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三个阶段[8]。我国的传统科普正是其中的第一阶段“普及科学”,缺乏大众的参与和反馈,图书报刊和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这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是匹配的。科学传播的第二个阶段“公众理解科学”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社会运动,公众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正确的”、“必要的”知识,而是开始思考、理解和审视科技的价值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第三个阶段“科学传播”则是科学与人文的交互融合,是由单向传播走向双向互动的过程。在这一阶段,微信、博客等网络新媒体以及多种形式的线下活动将成为科学传播最活跃的媒介和平台。“互联网+新科普”正是我国科普事业大发展的必然趋势,既符合时代的要求,又能满足公众的需求。
“互联网+新科普”是增强科普事业活力的必然途径。一直以来,我国的科普事业主要依靠政府的资金投入。这是完全必要的,也为我国科普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但是,过度的体制性依附也逐渐显露出其思维僵化的缺点。而“互联网+新科普”却极具生命力。目前,一些优秀的科普新媒体已经开始摸索赢利渠道,逐步向产业化迈进。如“赛先生”以广告和线下活动赞助开启短期盈利模式;“果壳”创办了付费语音问答平台“分答”,通过一定的报酬鼓励回答问题者。“互联网+新科普”的模式充满活力且具有无限可能,有助于激发最优秀的人才投身科普事业,促进科普事业的良性发展。
“互联网+新科普”是提升科普事业吸引力、感染力的必然选择。在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背景下,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信息和知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传播得更快、更广。以“引力波”事件为例:2016年2月11日,美國科学家宣布发现引力波,在短短的48 h内就“刷爆”朋友圈。不论是少年、青年、中年还是老年,不论是工人、农民、商人、政府官员还是知识分子,一时间人人都在“转发”这则科学发现,处处都在谈论这个前沿话题,“引力波”作为关键词的搜索量一路攀升,这种盛况在前互联网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从中可以看出,“互联网+新科普”强烈地刺激了公众对于知识的需求和热情,这对于倡导科学精神、提升我国民众科学素质具有极大的助益。
2 “互联网+新科普”的六大基本特征
不同的时期赋予科普事业不同的使命,今天的科普事业承担着“普及科学”的既有使命,也担负着新时代背景下“让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的新任务。“互联网+新科普”绝非是互联网与传统科普模式的简单组合,而是互联网与新时期科普规律结合后的重新升级。“互联网+新科普”具有六大基本特征:载体新、形式新、内容新、作者新、受众新、模式新。
“载体新”是说新科普的主要传播载体不是书籍、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而是以网站、微博、微信、App等新媒体。“新载体”更符合新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可以利用零碎时间,随时随地学习,且具有信息容量大、更新速度快等优势。我国的移动互联网非常发达,微信公众平台的诞生是促使我国新科普平台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由。有趣的是,国外并没有类似的产品,科学传播的新媒体主要为博客和网站。科普类微信公众号的兴盛是我国新科普事业的一个特点,也是独有的优势。
“形式新”意味着将采取更丰富、更多样的形式推介科学知识,如漫画视频、时事评论、科学八卦、专家辩论、线下课程与即时互动等。例如,“果壳”旗下的“科学人”经常发表影评,探讨过《星际穿越》等热映电影中的物理学问题;“科学松鼠会”精心组织了“行走中隊”活动,带领科学爱好者走进大学实验室、参观核反应堆。此外,“三思派”等微信公众号还就当下社会热点邀请专家进行深度剖析,比如从李世石与“阿尔法围棋”(AlphaGo)的对战引申出人工智能的现在与未来……这些都使得科普不再枯燥无趣,让人们津津有味地主动了解和参与。
“内容新”是说新科普不再局限于生活小窍门、基本科学常识等内容,而是具有更广阔的容纳度和更前沿的敏感度。从《三体》中的物理知识到最新的天文发现,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到基因编辑引发的伦理之争,新科普的内容紧跟时代,更能引发民众的思考与共鸣。“新内容”的另一优点在于增强了与受众的互动性。传统科普的形式以宣讲为主,默认是由“专家”向“群众”普及“正确的”、“必要的”科技知识,而“新内容”的出现则将科普变得像朋友之间分享心得一样轻松有趣。“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可以通过留言、评论等方式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新科普”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宣告,而是平等的交流——“让我们一起来谈论有关科学的事情”。
“作者新”是说科学家的积极参与、发声,成为了“互联网+”时代新科普的一大亮点。以往我国的科普从业人员长期脱离学术研究,而真正居于科研前线的科学家既没有机会也不屑于进行科普工作。而现在我们看到,科学家们已经开始在科普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科学网”聚集了一大批科学共同体成员写作发声,饶毅、鲁白等知名学者创办了传播科学的新媒体平台“知识分子”,中国科学院推出了科普品牌“中科院之声”,一些在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开始撰文向大众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事实上,“互联网+新科普”的兴起恰恰符合这一期望及要求,让一线科技工作者真正参与到科普事业中来,是我国科学传播事业的一大幸事。
“受众新”是说科普教育受众的改变。我国早期科普读物的目标对象是中小学生以及广大农民、市民等,而新科普的受众则主要是关心科学、受过高等教育、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众,如白领、大学生、企业管理者、人文学科学者,以及希望了解其他领域最新动态的科学共同体成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新科普”脱离了群众,“引力波”事件正说明了新科普的受众是所有人。我国网民的数量已经突破7亿,涵盖各种阶层、各类职业以及各个年龄段。与传统科普相比,“互联网+新科普”正以更迅疾的速度普惠更广阔的人群,同时每位公众都可以成为传播源,通过“转发”与“推荐”主动向外扩散科学信息。
“模式新”是说“互联网+新科普”采用了全新的运作模式和生存手段。我国的科普事业长期以来主要由国家扶持,基本上是不盈利的。而“互联网+新科普”则具有良好的产业化前景,虽然目前尚未实现长期、稳定的赢利,但是已经尝试并实践了一些短期赢利的方法,比如科普趣闻与广告推介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读者不必像购买纸质书籍那样为阅读付费;另一方面,科普平台能从赞助商处获得收入,拥有更为灵活的发展空间。在互联网时代,影响力可以直接换取商业价值,一些科普新媒体在拥有大量的读者后,凭借其价值得到了高额的融资。
3 “互联网+新科普”的主要载体
在我国,“互联网+新科普”还处于发展初期,尚未有成型的理论化运营模式,其主要载体大致分成四种形式:网站、微博、微信以及App。
网站是互联网科普最早的阵地之一。据统计,我国的科普类网站不少于650个,覆盖了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些科普网站中既有政府及下属机构主办的公益性网站如中国科普网、中国科普博览,各大门户网站建立的商业性频道如新华网科技频道、腾讯网科技频道,也有相关企业组织的社区论坛如丁香园、生物谷[9]。
微博作为2009年后才兴起的社交新媒体,成长时间较短,但在国内科普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其科普账号分为官方和个人两种。各大科普机构如“科普中国”、《博物杂志》、《科技日报》、《科学魔方》,都有网站、杂志、报纸、节目等母体,微博只是起辅助宣传的作用。官方微博吸引的“粉丝”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机构本身携带而来的“原始粉丝”。而个人微博如“国家动物博物馆员工”、“韩松”、“松鼠云无心”,则是由一些科学工作者、科幻小说作家以及科普爱好者创建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地盘,对“粉丝”的吸引也全凭博主的“个人魅力”。
微信是当前中国最热门的新媒体,也是“互联网+新科普”大有可为的新天地。自从微信自媒体诞生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很多单篇科普文章的阅读量甚至超过了普通科普图书的总印数。近年来,我国出版的科普作品大多数销量不高,印数超过5 000册的还不到一半,而超过10 000册的更是凤毛麟角。[10]而反观微信新科普,知名公众号每天推送的头条文章的阅读量就能到达数万。2015年10月5日,在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第一时间,“知识分子”《屠呦呦实现中国科学诺奖零的突破——详见饶毅解读》一文的阅读量将近50万次。这说明科普自媒体有潜力,也有能力将中国科普事业带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App是“互联网+新科普”的又一新方向,其思路与网站、微博及微信迥然不同。一般来说,不论是网站还是微博、微信,实现科普的最重要方式是文字,然而国外的一些科普App却成功跳出了这一窠臼。比如,“星际漫步”(Star Walk,见图1)是一款探索星空的App,只需将镜头对准天空,应用便会自动匹配上方的这片星空,使用者可以清晰观测并认识恒星、行星和星座。“植物图鉴”(Leaf Snap,见图2)是一款识别植物的App,只要将发现的叶子、花朵或果实拍下来,就能快速查询对应的植物情况。“世界野生动物在一起”(WWF Together,见图3)是一款关于动物保护的App,它可以通过3D地图动态显示用户位置及其与濒危物种的实际距离,并有对当前物种的直观介绍,包括生存环境及分布状态等。这些科普App的发展方向不再以文字为主导,而是通过各种高科技手段充分调动感官体验,满足使用者对于科普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相对而言,国内的科普App才刚刚起步,思路和市场还没有打开,但也有比较出色的产品。比如,“上海科普”App集合了上海市307家科普场馆的开放信息以及最新资讯,并提供各种免费抢票的机会,用户无需再担心会错过喜欢的科普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就“互联网+新科普”的发展而言,网站、微博、微信、App这四种形式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固然当前微信的发展势头似乎更迅猛些,但网站这一传统阵地和微博这一宣传场地都是不能舍弃和忽视的。以“果壳”为例:“果壳”的官方网站于2010年正式上线,是其最主要的传播平台。同时,“果壳”也非常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宣传自己,于2010年建立官方新浪微博,截至2016年8月,已经发布微博33 000多条,累计“粉丝”数量超过600万人。为了发展壮大,拓宽传播渠道,2012年“果壳”推出官方微信,每日推送各类精选的科普知识和科学趣闻。此外,还推出了界面设计非常精致的“果壳精选”App。[11]“果壳”作为先行者,为我国“互联网+新科普”事业建立了一个发展和传播的模型。在未来,我国“互联网+新科普”应当呈现出PC与移动端复合发展、多平台分众传播的状态。
4 伴随“互联网+新科普”出现的新现象
“互联网+新科普”的发展方兴未艾,已经以其惊人的影响力在社会上带起了一股新风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网红”科学家的出现。
在我国公众的传统视野里,科学家是崇高而神秘的,他们拥有着出众的智慧,从事着普通人所不能理解、不能胜任的工作。而“互联网+新科普”的出现则使得科学家走到了公众面前,也改变了公众对科学家的认知。科学工作变得更易理解,科学家的形象也更为丰满,更加平易近人。
2007年1月,中国科学报社主办的“科学网”正式上线。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科学网”的用户越来越多,近百万海内外科技界的专家学者都注册并使用“科学网”的博客、论坛和圈子。其中,以饶毅、施一公为代表的当红“科学家博主”,开设的博客拥有很高的访问量。饶毅笔耕甚勤,发表了300多篇文章,阅读量经常能达到五六万次。施一公的博文《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博士生》的阅读量甚至超过了22万,网友评论有200余条。
饶毅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获神经科学博士学位,目前是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施一公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致力于结构生物学领域,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这两位都是中国一流的科学家,是公众心目中“真正的科学家”。在“千帆竞发”的网络海洋中,他们的文章受到欢迎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如今他们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已然成为知名度极高的“网红”科学家。
眼下,网红“科学家”已不再是个别现象,呈现出“百花齐放”之趋势。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小文,因为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做讲座时被拍的一张照片而走红网络。如图4所示,照片中的李小文穿着朴素的黑衣黑鞋,脸上蓄着胡须,神似金庸笔下武功深不可测的“扫地神僧”,被网友戏称为“布鞋院士”,一向低调的院士就这样成了“网络红人”。中山大学天文与科学空间研究院院长李淼因为写了《三体中的物理学》一书在科幻迷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他的微博目前拥有26万“粉丝”。2016年8月16日,随着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成功,首席科学家潘建伟也随之成为“科学家明星”。
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红人中,“网红”科学家是一股股生生不息的清泉。我国科学家开始真正走出实验室,主动做起了科学普及的工作。同时也说明,公众对于科技消息具有日益增长的需求度和关注度,科学家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更加真实、饱满,中国公众与科学的距离更近了。并且,“网红”科学家身上特有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所散发和传播的正能量,也是口号式的科普说教难以企及的。
伴随“互联网+新科普”发展而出现的另一个新现象是科学话语权的解放。在我国传统科普的语境里,科学家代表著“正确”,代表着“权威”,科学普及意味着将正确的内容告诉给公众,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在“互联网+新科普”的背景下,更多的人开始理解科学家的工作,也逐渐了解科学共同体与科学体制的运行。人们发现,科学家也有犯错误的时候,科学共同体中也有意见不统一的情况,科学并不能简单地分为“正确”和“错误”。
比如,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应当大力发展”、“转基因主粮是否安全”等争议性话题,许多非专业人士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些新科普的公众平台同时刊登正、反两方面的文章,普通读者也可以在网上大胆倾诉自己的看法。
“互联网+新科普”的发展使得科学话语权不再被科学权威独占,人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我国科学传播的进步,却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一些关于科学的谣言和所谓的“养生之道”、“治病偏方”可能在互联网时代得到更快速、更广泛的传播,从而影响并伤害到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公众。
任何新兴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困难、有挫折、有矛盾,“互联网+新科普”也是如此。目前,“互联网+新科普”的成果已经初步显现,那么如何加强对“新科普”方向的监管和引导,如何实现新媒体平台的自我监督和治理,以及如何组建高品质的新科普作者队伍,优秀科普作品又如何在良莠不齐的互联网信息中脱颖而出……这些问题,将是我们日后要重点思考和解决的。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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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EB/OL].http:///guowuyuan/2015-03/16/content_2835101.htm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hlwfzyj/hlwxzbg/hlwtjbg/201608/t20160803_54392.htm
[4]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主要发现[J].出版参考,2016(5):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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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2014年度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n35081/n35668/n35698/n35848/16446906.html
[7]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2015年度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n17040442/n17135960/n17136006/17171021.html
[8]吴国盛.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N].科技日报,2000-09-22(03).
[9]任贺春.我国网络科普的发展现状研究[J].新闻传播,2014(3):161-164.
[10]成励.科普图书的现状与未来[N].中国科学报,2014-07-04(06).
[11]廖思琪.网络科普传播模式研究——以果壳网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2015.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bile Internet, the “Internet + New Public Science” is arising. It has six basic features: new carriers, new form, new content, new writers, new audience and new operation modes.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Internet + New Public Science” is integrating with mobile and PC, and spreading by several platforms, such as web site, MicroBlog, WeChat or App. The appearance of “popular scientist”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scientific discourse” are the new phenomenon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 New Public Science”.
Keywords Internet, public science, MicroBlog, 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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