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中的考古认知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课程设计思路”中提出“课程内容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历史基础知识及必须经历的历史思维训练过程”。如何将历史思维的训练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之中，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课标要求通过了解北京人的发现“知道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通过了解半坡、河姆渡居民的生活“知道考古发现是了解史前社会历史的主要依据”，这就将考古认知作为思维训练的一个基本点。初中一年级的课程为什么首先强调考古认知？初学历史接触考古认知，有何教育意义？在教学过程中如何使学生经历考古认知的思维训练？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考古认知首先无疑是培养历史思维中的证据意识。历史讲究证据。历史学家以及历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不断地挖掘史料，还原历史真相，接近历史真实；二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历史作出新的解释。前者是基础。初学历史要进行最基本的思维训练，就是要让学生明白后人是怎样知道前人的事情，几百年、几千年前乃至几十万年前的历史，根据是什么？摩擦生电是物理常识，但是物理课程还要用教学实验展示，其意义就在于实验是认识物理现象的基本手段。历史课也如此，证据是了解历史的基本路径。而考古发现一般都属于第一手的证据，是最可靠、最直接的证据。初中课程内容虽然简单，但是深入某个细节，我们对“证据”的认识就很不一样了。

教材中的结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学术的结论，比如北京人的发现证明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直立人的存在。另一种结论则具有意识形态意义，近现代史中较多，无须举例。无论哪种结论，教师都应该讲授结论的由来；而相对来说，纯学术的结论更容易被忽略，教师更习惯直接讲述。比如北京人的体质特征，这就是研究的结论，而周口店遗址最初是怎样被认定的，这是了解北京人最基本，也可能是最能引发学生兴趣的问题。就像油田的开发，怎样知道哪片土地之下可能蕴藏着石油，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历史发现如同科学发现一样重要。半坡、河姆渡人的考古发现较之北京人虽然简单，但也有考古认知的问题。有了体验，才谈得上认知。强化考古认知就是从证据视角还原历史现象。发现大量陶器，还有完整的物件，当然能够直接证明那时生活中已然广泛使用了陶器。而考古不可能发现整幢的房屋，怎么认定他们的住房是那个样子的？丝绸之路也有同样问题，考古不可能挖掘出1000多年前的道路，那么怎样认定曾经存在的古代商路呢？因此，证据是我们强调考古认知的第一层意义。

而第二层意义便是考古认知中的想象力培养。想象力是创新思维的起点。历史想象力就是在已知条件下的想象，通过想象连接那些历史的空白。这样的认知过程是发现历史，是从证据的基本原理认识历史。比如北京人遗址的发现，最初安特生根据龙骨山的地质特征和采集到的古动物化石，判断周口店的考古价值。师丹斯基的考察进一步证实了安特生的判断，發现两颗人牙化石。地质特征和古动物化石都是旁证，两颗人牙化石虽然还不能证明北京人的存在，当时德日进就持怀疑态度。但是，想象远古人的环境已经得到依据，因此，可以推断这个地方极有可能是古人类生存的遗址。半坡人与河姆渡人的房屋也是学者依据考古发现的想象，但有足够的已知条件。后人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只有通过不断地发现，将历史连接起来。考古认知是历史曾经存在的直接证据，在考古认知及其文字记载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力，历史学家描绘出比较完整的历史画面。在历史教学中也是这样，重复发现过程，启发想象力，学生才能进入历史情景，体验历史的由来。

考古发现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释，专家的解释也不见得都正确无疑，还有些发现学者也无法解释。比如半坡人居住区周围有一条深沟，专家估计，这条深沟的土方量至少在1万立方米以上。在石器时代，人们用什么工具施工完成这么大的工程？河姆渡人的房屋用了那么多木料，还有卯榫，他们用什么工具、用什么办法加工原木？考古发现不能直接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半坡、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墓葬，随葬品都差不多，说明什么？还有，河姆渡发现的骨哨是横着吹还是竖着吹？半坡、河姆渡发现的家畜都没有马，为什么？将这些问题穿插在考古解读的过程中，既能激发学习兴趣，又培养了问题意识。

初中一年级学生一般只有13岁。他们对各门课程都充满了好奇心，不存在疲劳、厌倦的情况。初中历史课，尤其是初中一年级的课程，留给他们的印象可能影响他们今后乃至终生对历史的兴趣。教学应特别珍惜最初的几节课，应该将培养学习兴趣和基本考古认知放在第一位，带领学生进入发现的历史情景，体验发现和研究过程，有节奏地展开教学内容。

1.“北京人”发现的考古认知

众所周知，北京人不是中国人的祖先。有关北京人的知识与中国历史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初中历史第一节课与以后要学习的内容没有任何联系。那么，将这节课的重点放在了解北京人的特征，有什么意义呢？按照教材的叙述顺序展开教学，学生充其量只是知道“发现了什么”，不知道是“怎么发现的”，因此谈不上考古认知。考古认知是从考古发现的角度理解知识，初一学生虽然年龄小，但是从常识性的问题导入，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比如：怎么就知道在龙骨山进行挖掘呢？是谁首先提出周口店的考古价值？判断龙骨山有挖掘价值的依据是什么？现代人怎么知道几十万年前的事？然后教师再一环一环地解开，效果会截然不同。

北京人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不是偶然的。19世纪兴起的生物科学，将“人是从何而来”导入科学研究领域。一些欧美学者认为，人类最初可能出现在亚洲大陆。因为亚洲东北部的生存环境较之欧洲和非洲更为恶劣，人类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会向直立行走发育。为此，欧美和日本学者曾讨论过中国的古生物问题。1899年，德国医生哈贝尔（K. A. Haberer）在北京等地的中药铺里买到“龙骨”。他回国后将龙骨交给古生物学家施罗德（Schlosser）。后者于1903年公布了研究结果，确认龙骨系哺乳动物化石，其中一颗牙齿，像是“人”牙化石，由此提出，中国存在发现古人类遗址的可能性。施罗德的结论引起西方科学界的极大兴趣，于是，一些欧洲学者相继到中国开展考察与研究。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Anderssoon）被中国政府聘为农商部矿政顾问。安特生对古人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1918年3月，安特生在当地老乡的指引下来到周口店龙骨山，他仔细观察了山体呈现的地质层，又做了地层表面采集，收集到很多齿类动物化石。他判断此地可能具有考古价值。1921年，安特生又安排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Zdanshy）专程到周口店发掘。师坦斯基采集到很多化石。这些化石都被运到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那里有古生物学研究室。1923年，师坦斯基在发表的报告中提到化石种类，包括犀牛、野猪、鹿、水牛、剑齿虎等哺乳动物，还有鸟类、食虫类小动物化石。1924年，安特生回国进行研究，1926年，他确认其中有两颗是人类牙齿的化石。他的报告由步达生执笔，撰成《亚洲之第三纪人——周口店之发现》一文，发表在1927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6卷第3、4期合刊上。

安特生是北京人遗址的开启者，步达生是前期工作的主要参与者、研究者。步达生（D. Black）是加拿大解剖学家，1919年来华，任协和医学院教授、解剖系主任，他曾在英国学习古人类学。步达生对周口店发现的化石进行了研究，他也认定龙骨山具有系统挖掘的考古价值。1927年周口店考古挖掘工作启动，这年又发现了一颗完整的人牙化石，发现的其他动物化石装了整整500箱。

主持参与系统挖掘的丁文江、翁文灏、杨钟健等都是当时的“海归”地质学家。雇用的劳力多时上百，一般也有四五十人。1927年，24岁的裴文中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杨钟健选择裴文中做助手。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应该说这与杨钟健的领导分不开。裴文中另一个贡献是重视寻找烧骨、用火灰烬和石器，这对于确认北京人会制造和使用石器、懂得用火非常重要。在挖掘方法上他还改变了以往漫挖的方式，改为打格分方，这样可以明确知道每件文物的出土位置。1930年他又意外发现了山顶洞人遗址。1935年裴文中远赴法国巴黎大学，专攻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此前他为补习法文，已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转交贾兰坡主持。贾兰坡是自学成才，1936年他连续发现了三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及其上臂骨化石等。步达生认为应该给发现的人种起一个新的名字，拉丁学名叫“Sinanthropus pekinensis”，译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或“北京中国猿人”。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的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Grabau）也对这些化石进行了研究，他又给了一个俗名“北京人”。按照古人类学，北京人的学名应该叫“北京直立人”。①

挖掘工作持续了近10年，挖掘深度达30多米，土方量据说相当于故宫南面的景山，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这项工程才告停。据统计，周口店遗址发现有97种古动物化石，北京人6个头盖骨化石，40个个体化石，总计17091件标本。目前，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存有20世纪20年代发现的化石。②也就是说，北京人遗址发现的化石，不仅是古人类，还有大量古动物和古昆虫、古植物的化石，因此，尽管头盖骨化石丢失了，但并不影响北京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价值。

北京人的发现证明了直立人的存在，是已知的由猿转化的最早人类。因此，北京人成为人类起源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北京人的发现将人类历史向前推进到40万年。二战后至70年代以来，古人类学研究的热点一度转移到非洲，但周口店遗址在国际古人类学研究的地位始终未变，依然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内涵最丰富、材料最系统的直立人遗址。

2.半坡、河姆渡人的考古认知

中华文明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半坡与河姆渡是进入农业文明的两个典型，说明中华文明主要起源于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而不仅仅是黄河流域。半坡与河姆渡是两个农业起源的代表，发展形成两大农业区。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旱地农业区的代表，河姆渡則是长江流域水田农业区的代表。半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遗址有100多处，其中半坡遗址的规模最大、最丰富。河姆渡则是远古江南的缩影，属于良渚文化。仰韶文化最初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良渚文化最初发现于浙江杭州东北的良渚镇。按照考古学惯例，一般以首次发现地的地名命名该文化的名称。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发现都在民国时期，半坡与河姆渡的发现都在1949年以后。

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仰韶遗址，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1949年以后中国考古进入发展时期。1953年，在西安东郊半坡村北一千米的地方修建灞桥发电厂时发现一些文物，考古学者在工地与半坡村之间的浐河东岸台地刨面上又发现了灰土层、红烧土、灶坑及一些石质工具和一个完整的小陶罐。发现报告中央文物局及科学院考古所后，从1954年至1957年，中科院考古所在这一带进行了五次大面积挖掘，发现这是一处比较完整的氏族聚落，所以半坡遗址又叫半坡村。

挖掘面积达1万平方米（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地），整个居住区在台地上，周围有一条深5～6米、宽6～8米的沟，像护城河一样，应该起着防卫作用。挖掘由上而下层层揭露，掘开表土层，原始堆积便显露出来。在遗址中发现最多的是陶片、陶器，搜集到的陶片在50万件以上，占全部出土物的80%以上，完整和能够复原的陶器近1000件。这些发现直接证明了我们的祖先已经使用了陶器。

半坡人制造陶器的水平很高，彩陶更令人惊叹，最典型的绘制工艺是人面鱼纹、鱼纹、鹿纹以及各种几何彩形，颜色或黑、或红。半坡人用陶器做葬棺很有意思，发现的瓮棺有73个是装小孩儿的，说明儿童的死亡率比较高。瓮罐上用陶盆或钵作为盖子，瓮底和盖子上都有孔，似为灵魂留的出口。遗址中发现的工具有5275件，如石斧、石铲、石锄，石刀、陶刀、蚌刀，石碾、石磨盘、石磨棒等。在多处发现有粟粒的遗存，说明当时主要种植粟。还发现了石镞（箭头）、骨镞、石网坠、带倒钩的骨鱼钩、鱼叉等，可以证明渔猎还占重要地位。半坡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猪、狗、鸡、黄牛的骨骼，说明这些动物已经成为家畜。骨针的发现说明衣服已经缝制，衣料可能以兽皮为主。石、骨、陶、蚌等装饰品的发现则说明半坡人的爱美之心。

但是房屋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在地下，怎么证明半坡人居住的房屋呢？首先发现的是，有些掘开的地面与其他地面不同，有一层坚硬而平滑的草泥土，环绕这层硬地有数个圆洞，圆洞可以立起一根根木柱。再对硬地面的堆积物进行分析，得出墙壁是木篱笆抹草拌泥；屋顶用橼支撑，上敷茅草或草拌泥。这样陆续发现的房屋遗址共有46座，大的面积有20多平方米，小的仅10平方米左右。判断房屋遗址还因为每个这样的地方都有明显的门道和门坎，所有房屋的门都面向一座面积有160平方米的大房子。大房子应该是公共场地。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比半坡整整晚了20年。1973年，浙江省余姚县罗江公社东方红大队在靠近姚江的地方要建一座抽水站，按工程要求，水泵机的坑基须深挖3米多。在挖至3米多深处时，湿软的淤泥中不断出现石头、瓦片、骨头、木头等东西，具有文物意识的公社副主任马上报告了有关部门。在最初试掘的1个月内，专家们就发现了100多件骨、石、陶、木质器物。随后，当年底和1977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河姆渡遗址发掘面积有2810平方米，也是由上而下地揭露地层。与半坡遗址不同，河姆渡出土的遗物色泽新鲜，特别是整株的水稻、大量的稻谷、稻秆、稻叶、谷壳等，叶脉和谷壳表面的隆脉清晰可辨；木构件、木屑、芦苇、编织物、绳子和各种植物的茎叶、果实等，如同现实之物，让人无法相信这些是数千年前的东西。河姆渡一带地势仅在海拔3米上下，遗址层低于海平面近2米，越往下遗物保存的越好。当时河姆渡人居住地的周围是原始森林覆盖下的山地，灌木丛生、湖水清澈，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最适宜动植物生长。已采集到的动物遗骸证明，那时这个地区还有象、犀、麋鹿（四不像）、虎、熊、猴等61个种类的动物，水生动物更多。大量遗存的动物骨骸说明猪、鹿、牛、鱼、鳖等都是河姆渡人日常的盘中佳肴。

河姆渡考古挖掘最为壮观的是，在3米多深处出现了一排排木建筑基址残体，木件还带着多种多样的榫卯；大量木桩密集地打入地面，上端架铺木梁和地板，再盖屋子，这正是现在广西、云南少数民族村寨房屋的基本样式。现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基址复原展示”只是将一排排木建筑基址残体抬高到地下1米左右。遗址共出土文物6189件，其中骨器有近3000件，陶器有1800多件，石器则比较少。最典型的农具骨耜共出土了170余件，多数都是大型动物的肩胛骨。每個肩胛骨正中都有一道纵向浅槽，浅槽两端分别凿孔，出土的骨耜中有一件用藤条捆绑木柄，直接示例了骨耜的设计，其功能与现在的铁锹差不多。出土骨耜磨损的严重程度说明，它是河姆渡人经常使用的工具。骨质工具还有骨镞、骨凿、骨锥、骨针、骨匕、镰形器、骨笄等等。出土的骨哨有160件，骨哨很像现在小孩玩的竹哨，长的10厘米左右，短的约6～7厘米；有一孔的，也有两孔三孔的，现在还能吹响。但不知应该横着吹还是竖着吹。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是炊具。如陶釜，用三个支脚架起来，底下烧火。釜就是后来的锅，只不过形态、质地有变化。也有不用支脚的陶灶。还有陶盘、陶盆、陶罐、陶钵、陶箕等。河姆渡人的装饰品制作精细，有骨质珠、兽牙坠、玉璜、象牙蝶形器等。

考古发现不能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河姆渡遗址中的墓葬，随葬品数量没有出现多寡悬殊的现象，以此推论，他们的社会关系可能比较平等。劳动技能有些也可以推论、想象，比如在石器时代怎样加工原木，专家根据民族学相关资料，结合河姆渡出土木件有锤击痕迹推测，推测他们是将石楔打入原木，然后锤击石斧，直至原木破裂。但是使用石制工具，有些东西先民是怎样加工出来的，让现代人百思不得其解。有很多考古发现都是历史之谜，专家的解释也是想象。由于半坡出土的工具只有石铲、石锄，但没有骨耜那样的挖土工具，他们用什么工具挖沟，现在只能想象。最近吉林大学考古学家林沄先生考证，耒是黄河流域最早的挖土工具。此说如果成立，用耒挖沟最靠谱。①

3.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词，现在也看不到两千多年前的“路”。那么，丝绸之路从何说起？又是怎样确认这条路线曾经存在呢？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将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及印度的丝绸贸易路线，称为“Seiden Stra Ssen”，英文将其译成“Silk Road”，中文译为“丝路”“丝绸之路”。这是第一次出现“丝绸之路”的命名。1910年，德国学者阿尔巴特·赫尔曼（A. Herrmann）在《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并将丝绸之路延伸至叙利亚。外国人起的名字我们在100年后才普遍使用，1978年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第一次出现“丝绸之路”。

古代的丝绸之路不可能保存至今。对这条古代国际商路的确认是近代的事，主要依靠考古发现。考古发掘了一个又一个“点”，将这些“点”连接起来，丝绸之路的几条“线”路清晰地呈现出来。考古首先确认的点是楼兰古国。20世纪初年，瑞典人斯文赫定首次发现楼兰，而后，美、英、日本及我国学者接踵而来。楼兰遗址的发现印证了《史记》《汉书》有关楼兰的记载。后来在新疆的且末、于田、和田、叶城、喀什，考古陆续发现的“点”，连接了丝绸之路的南线；在库尔勒、轮台、库车、拜城、阿克苏，考古陆续发现的“点”，连接了丝绸之路的中线；在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伊宁，考古陆续发现的“点”，连接了丝绸之路的北线。在中亚地区也发现了许多“点”，连接了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外的线路。①

考古不仅证明了丝绸之路，而且还印证了汉唐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及汉文化在西域的广泛影响。新疆发现的汉、唐的城址很多，城址既是国家政治的平台，也是连接丝路保证商旅安全的设施。如在轮台县发现西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城址，车库县发现唐朝安西都护府城址，高昌故城则是几代王朝的治所。这些城址很多是按内地形制建造的。在昌吉州发现的北庭故城，分内外城，略呈长方形；早期的楼兰古城受中亚影响是圆形城，后来受内地影响，城为方形。烽燧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遗产，由敦煌至库尔勒沿线筑有汉代烽燧，是保护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在城址及其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汉字文书、汉文官印。如：在楼兰遗址发现了大量汉文简牍、魏晋木简文书；在且末县汉晋时期的墓葬之中出土了汉文纸文书；在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的古城规中出土了唐代铜质官印“蒲类州之印”；在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的“司禾府印”，等。在新疆的汉唐遗址与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汉文典籍。如：罗布泊西汉烽燧遗址中出土的《论语·公冶长》篇简，罗布泊海头遗址发现《战国策》残卷，尼雅遗址发现《仓颉篇》残文。此外还出土有《毛诗》《郑玄注论语》《孝经》《唐律疏义》《针经》等古籍抄本。在贵族墓葬中发现很多织锦上有汉字。如尼雅遗址墓地发现的汉晋时期织锦上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大明光”“安乐如意长寿无极”“万世如意”“世毋极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等文字；在罗布泊地区孤台墓地发现织锦残片上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明光”“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等文字。丝绸是汉王朝馈赠他们的重要礼品，他们生前享用，死后随葬。

在城址及墓葬中还发现了很多中外古钱币，汉唐的钱币最多，还有中亚波斯萨珊王朝、贵霜帝国的钱币。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出土的骆驼俑，牵骆驼、坐骆驼的人，均为胡髮卷曲的“胡人”，没有发现一例汉人牵驼俑，在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和宁夏的固原等地还发现了不少粟特人的墓葬。这说明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商人主要是粟特人，不是汉人。①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西域各国共同夹击匈奴，西域地区的酋长们也渴望摆脱匈奴的统治，建立军事联盟是双方的需求。以政治目的开启的这条通道，后来却以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而闻名于世。也就是说，当年的商贸和文化交流只是这条路的“副产品”。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证明西汉王朝开辟丝绸之路的目的不是为了贸易。但是，打通中国与西方的通道开启了欧亚商贸与文化的联系，使欧洲人开始了解中国，也使中国人开阔了眼界。从考古角度认识丝绸之路，既渗透了重证据意识，同时从根本上了解了历史书写的由来。

在强化考古认知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利用考古发现的数据。比如周口店遗址发现的各种化石的数量，头盖骨化石只是其中的典型，没有大量的发现不能证明遗址的价值。重证据的思维是培养历史思维的关键一步。当然，思维意识的训练必须坚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效果，这是教学的长期任务。在日常教学中有意识地进行历史思维的训练，所谓核心素质自然会实现。历史课程的初高中衔接难题，单纯以知识链接很难圆满，建立阶梯性的思维素质水平目标，或许矛盾迎刃而解。

【作者简介】赵娜，天津古籍出版社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史等。

【责任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