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花季”少年时期

发言不积极，一位同学领头喊了一声：“×××包庇走资派罪该万死！”台下立即喊声一片。当场便有许多同学冲上去把这位女老师的双手反背起来，按下头让其“低头认罪”；第二天她就去打扫卫生了。我所在的二连三排的班主任老师×××，曾经当过我父亲的识字班教员。他给我们上时事课，讲到当时有个解放军英雄叫门合，就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学习门合把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搞得深深的”。他没有注意少写了一个“对”字，正在听课的工宣队员好像看出点儿意思，说他写得不对，教了一辈子书的×××很自信说“没错”。这时一个同学站起来喊口号：“×××反对工人阶级罪该万死！”立时有许多同学把这位老师拉下了讲台，让他去烧火熬糨糊，贴学生写的批判标语。正巧，标语是我写的，内容是“×××反对工人阶级罪该万死”，一个字一张裁好的大白纸，写了许多张。但×××把标语贴到墙上时，贴成了“反对工人阶级×××罪该万死”，这从断句上容易产生歧义。工宣队看了，认为×××自己成了工人阶级，立即向公安局报案，又取证又照相，就这样×××成了“反革命分子”，成了批判对象。那时就是极“左”横行，小题大做，无限上纲上线。文革结束后×××还当了学校教导主任，偶尔街上见面，从来不提这件事，可我愧疚得很。直到我参加工作许多年以后，还带着负罪感去看望这位默默无闻的老师。

记忆中的学生时光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是被称为毛主席接班人的那个副统帅的题词，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段话还谱成一首歌，至今我还会“激情满怀地”演唱，可以说当时全体中国人都会唱这首歌。当然，也是我们“战校”每个“战士”的必修课。

读毛主席的书，大致有6层内容。

一是随时随地学习毛主席发表的“最新最高指示”。毛主席的一切指示都是最高指示，“最新”指最近发表的。“指示”多是由中央电台（那时一般人家没有电视机，绝大多数人家也没有收音机）在晚间“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发布，然后通过遍布城乡、村宅、街道、工厂、学校和家家户户的有线广播，实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许多时候是“联播节目”没有结束，庆祝“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的游行队伍已经上街，敲锣打鼓的，举旗挥舞的，燃放鞭炮的，高呼口号的，整个国家都在同一时间沸腾了，学生自然置身其中。在游行队伍中，我曾带头喊过口号，没有人教怎么喊，反正每次都是“热烈欢呼”“热烈庆祝”“坚决执行”“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还敲过鼓，打过锣，击过镲。没有人去追究你击打的鼓点对否，只要劲大响亮即可。游行完了就连夜座谈讨论，深刻理解，坚决拥护，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座谈讨论完了就要写心得、记笔记、办学习专栏等等。过几天又有“最新指示”下来，上述过程依然重复、重复再重复。

二是学习“老三篇”，即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课堂上老师要求个人默读，集体朗读，全体背读，至今我还能熟练背诵这些文章，然后活学活用，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例如学习张思德，为革命而死重如泰山，树立五湖四海精神，做团结的模范；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对工作精益求精；学习愚公精神，每天挖山不止，子子孙孙前赴后继，就能感动上帝，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三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学生上学可以不背书包，不带笔墨纸砚，但没有一个人不带“红宝书”的，因为离了语录本寸步难行。早晨吃早餐，在餐厅打饭前，要在毛主席像前立正，掏出红宝书边挥动边大声连说三遍：“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上第一节课，班长喊全体起立，每个学生还要重复上述程序。上政治课要学习红宝书，上批判课要高举红宝书，上音乐课要唱语录歌，离不了红宝书。

四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我曾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每天到农村巡回演出。多是清晨扛起背包开始跋山涉水，中午赶到村里吃贫下中农的忆苦饭，午后下地劳动，晚上天黑下来，在村里的戏台上演节目，我记得主要有表演唱《北京的金山上》《老两口学毛选》，忆苦思甜的小话剧《一只破碗》，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舞蹈《东风吹战鼓擂》，模仿耿莲凤的《逛新城》演唱农民喜闻乐见的《夫妻双双把家还》等等。那时村里农民很苦，根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所以每到一村，锣鼓一响，戏台准围得水泄不通。演完节目就睡在农民家里，第二天又是行军、选点、号房子、吃派饭、演节目，长此以往，乐此不疲，没有人去思索何时回学校上课读书。

五是活学活用，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学校几个连队（班级）500多名学生成建制地到农村插队去了。毛主席发表“五七指示”，要求“学工、学农、学军”，学校就组织学生下井挖煤，支援煤矿创高产放“卫星”。到农村下乡担水抗旱点播，吃农民的百家饭。到部队学军或请“军宣队”对学生军训。毛主席号召城区居民“不在城里吃闲饭”，许多学生就随父母下放农村当农民。反正是“毛主席怎样说，阿瓦人民怎样做”（歌曲《阿瓦人民唱新歌》中两句歌词）。

六是办校报，宣传毛泽东思想。学校宣传组，负责编写、刻印、分发校报“五七战报”。我之所以参加办报，是因为从小写黑板报，字写得工整一点些，还能搞个小插图或花边，另外喜欢写点儿小文章，因为这，才被老师选中。不客气地说，我就是主编，因为那时没人审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也不知天高地厚，吹破天也没人管。8开的油印小报，每期的“社论”多出自我手。还有七凑八拼的打油诗，口气大得很，记起来的有“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欲何求。立志终身干革命，誓让红旗飘五洲”等等。

一年中学生活，除了狂热、偏执、过激、盲从、浮躁，百无收获。在那种情况下，我和同学们根本不可能学到一点儿文化知识，这不仅是我和同学们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所有青少年的悲剧，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

难忘的工人岁月

1969年7月，我16岁还不到，一年初中“速成”毕业，我们全部被推向社会。前一年和后一年毕业生，都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插队，当了“农民老大伯”；我们则“降了一辈儿”分到企业当了“工人老大哥”。

那个年代，请客送礼、托关系走后门之风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不管分到哪个单位，即使很不乐意，也懂得“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道理，服从分配，欣然上岗。

我们班的同学分配方向有三，一是银行、邮电、商业、供销等服务业。那时银行、邮电（后来分出移动、电信、联通等）的优势尚未显现，同学们最满意的是分到商业门店，因为当时许多商品包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烟、酒、糖、盐、豆腐、肉等都是凭票供应，分到任何商店当售货员哪怕卖菜都方便许多；二是国有企业，如煤矿、机械厂、印刷厂、建材厂等，身为“国”字号，那些同学自觉高人一等；三是集体企业，如农机、制革、棉织、陶瓷等企业，这类企业多是劳动强度大、劳保条件差，技术含量低。

平心而论，我自觉在学校表现不错，除了文化课不行（普遍没学到知识，不仅是我），各方面还算骨干，本想应该分得好点儿，谁知一公布名单，前两个方向没有，第三个方向是最后垫底，分到了“夜壶厂”。那时人们把制革厂打理各种皮件的工作，称作“刮猪皮的”，把农机厂早先给牲口钉掌的活儿称为“搬驴蹄子的”，把陶瓷厂烧制大缸、盆盆罐罐，称为“捏夜壶尿壶的”。我感到很屈辱，但是想想当初的海口“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又无从诉说。我关起门大哭了一场，还是上班了。

第一年我的工种是烧成，作业全是露天，冬天冻个死，夏天热个死，每月粮食定为58斤，这在当时诸工种中可能是最高的了。第二年我到了打砖班，那时的耐火砖，都是我们一锤一锤砸出来的，劳动强度异常大，后来工人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制了夹板锤、压力机，才实现半机械化。第三年我调到电碾班，劳动环境极差，特别是磨石膏，粉灰遮天，对面不见人。我们这些青年工人一是根本不懂防尘防矽肺知识，二是怕老师傅说“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怕苦怕累”，所以配发的像猪嘴般的防尘口罩谁也不戴，等干完活儿，浑身上下连眉毛胡子都是白色的，鼻孔挖出来的东西都能当粉笔。即使如此苦累危险，我都硬撑了下来。

因为我工作突出，18岁就入了党，还被推荐到《石家庄日报》参加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并以“红陶工”的笔名给新闻媒体写稿。业余时间，我负责厂广播室全部工作，采访、写作、编辑、配乐、播音、机务，都是我一人干。特别值得多说一句的是，我所管理的广播室，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旧址，毛主席党中央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夺取全国解放的重大新闻，就是从这里传向全世界的。当时的电台呼号是“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直到新中国成立，50年代初才整体迁移北京。我还和青工伙伴们一起在车间里办起了30多块图文并茂、惹人眼球的黑板报，活跃了职工文化生活。记得有个卫生检查组走时说：“陶瓷厂的卫生全区最差，可是黑板报办得全区最好！”

1972年10月，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一纸调令，把我从工厂直接调进政治部宣传组负责新闻报道，那年我19周岁，已进入“后花季年代”……

我对“花季”之年遇到的那场浩劫，并无怨言。因为每个人只有在风雨中见世面，才能真正走向成熟。“花季”不论是苦是甜，都值得人生回味！

责任编辑 张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