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进化史”

大学的创立者，日本著名农学家、教育家，但他最著名的成就还是用英文写作了《武士道》，这本书首次向西方系统介绍了日本文化精神，成为日本“软实力”打给世界的第一个广告。

当然，最为人所铭记的则是10000日元上的福泽谕吉（1835-1901年），他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一位伟大的启蒙者和教育家。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推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也是由他创立的。1984年以来，日元虽然经历了很多个版本，但是—万元面值的纸币上始终都印着福泽谕吉，加上这段时间日元币值一直較为稳定，以至于“福泽谕吉”在日本俗语中成了钱的代名词。而在日本民众与这位大思想家的朝夕相处中，也慢慢认同了“福泽谕吉是日本最有价值的人”的理念。在2000年日本媒体对“日本千年最伟大人物”的推选中，福泽谕吉高居榜首，新渡户稻造和夏目漱石也名次靠前。日元给这些人物带来的广告作用不容小觑。

2004年，日元再次宣布改版，1000日元换上了被誉为“日本国宝”的细菌学家野口英世（1876-1928年），5000日元则换上了天才女作家樋口一叶（1872-1896年）。这两位新“上岗”的人物虽然在知名度上稍逊“前任”，但却反映了日本的新思维一一野口英世是首位登上日元的医生和科学家，其毕生的信条是“为全人类而工作”，这种视野在日本同代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而选择樋口一叶则在延续日本尊重文化观念的同时，体现了女性地位的上升。

“令和”时代更加“务实”

如果说1984年和2004年的两次日元改版让日本逐渐形成了尊重文化、以学者为榜样的传统，那么此次改版，又能看出日本思潮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呢？正如日本媒体自己分析指出的，由于受文化中注重“精神力”的影响，过去日元在挑选优秀学者作为“封面人物”时，往往偏爱那些以思想性见长的人物。无论是思想家福泽谕吉、新渡户稻造，还是文学家夏目漱石、樋口一叶，都属此类。哪怕是身为科学家的野口英世，其为“全人类工作”的情怀也值得敬佩。

但在新版日元代表人物的选择中，选拔的重点显然已经从“伟大的思想”渐渐地转为“伟大的执行力”。接替福泽谕吉“上岗”万元大钞的涩泽荣一（1840-1931年），是“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少年时接受中国儒家教育的他，在游历欧洲中见识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旺景象之后，誓言扭转日本依据儒家理论创建的“重农抑商”的社会系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毅然放弃了明治政府给他的高官厚禄，办实业、开银行、修铁路、联络商会，一手搭建了整个日本近代经济体系，可谓行动上的巨人。新版5000日元上的女教育家津田梅子（1864-1929年），则在当时女性地位极低的日本试图提倡女权，为了实现梦想，她办学兴教，几乎以_人之力掀起日本的第一波女权运动。而新版1000日元上的北里柴三郎（1852-1931年），为了查明鼠疫真相，不惜冒生命危险屡次深入疫区采样、研究，终于得偿所愿……可以说，新入选的三人，在各自学科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同时，还都具有着超出常人的魄力、毅力和忍耐力。

日本在此时选择这三名有着同类特质的伟人，应该并非偶然。相比于上世纪80年代，眼下的日本确实处于“逆境”当中，经济上增长乏力，人口结构面临老龄少子化的威胁，周边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在这一背景下，将更具有执行力和韧性的伟人印在钞票上，与民众朝夕相处，确实有试图鼓励民众重整旗鼓的意思。日本政府在新日元版本公布的声明中也表示：希望新发行的货币能够为令和时代的日本带来新气象，振奋国民精神。

货币上印谁，这在多数国家并不是个难题，然而我们的近邻日本却在这个问题上化被动为主动，最终走出了一条“钞以载道”的独特路子。一张张做工精细的日元上，实则寄托着日本人那些属于过去的骄傲和对于未来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