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民要术》农学体系结构研究
摘要:运用翔实数据对《齐民要术》农学体系结构从微观的视角利用现代文献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勾勒出该书的基本框架结构,指出精当合理的结构排列中所蕴涵的传统农耕文化、农业技术、农业思想、农业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贾思勰农学思想的博大精深,认为《要术》的体例结构是中国古农书农学体系的奠基之作。
关键词:《齐民要术》;农学;体系结构
中图分类号:S-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7)03-0136-05
一、序言中进步思想和科学观点的反映
《齐民要术》(以下简称《要术》)体系开中国古农书体例之先河,成为后世农书参考和模仿的典范,此前虽有涉及农业生产的历史文献和有关农书诸如《夏小正》、《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但均未形成如《要术》般完整的农学体系。本文试对该书的微观农学体系结构作以研究。
在结构安排上,序言是篇重要的文献,虽然只有2 942字,仅占全书比重的1.9%,但却全面阐述了贾思勰的进步思想和科学观点。他主张以农为主、通过经营农业以求富强的思想在此得以充分体现,同时反映了贾氏人定胜天、实事求是、遵重客观规律和因时、因地、因物、因具体情况制宜的朴素唯物的辩证观以及崇尚劳动、重视生产、“后胜于前”的进步历史观。[1]序言中的思想观点为后世农书所承继、发展,明徐光启在其《农政全书》农本卷诸家杂论中,全文引用了这篇序言。
二、卷端杂说非贾氏所作
序之后的杂说仅有1 600字,约占全书比重的l%,是《要术》中篇幅最少却是引起较多争议的贾学研究焦点。万国鼎、李长年、缪启愉等学者以为卷端杂说非贾氏所作,然亦有学者视杂说乃贾氏之笔。但从杂说所涉面积单位、荞麦、作物的称谓、耕地条件、整地工作、耙细土壤、播种期的标识、播种时期、用种量、粟的中耕除草等方面则发现与正文所述有异。就播种时期而言,卷端杂说末段对多个作物的种期有所记载:“葱,四月种。萝卜及葵,六月种。蔓菁,七月种。芥,八月种。瓜,二月种;如拟种瓜四亩,留四月种,并锄十遍。蔓菁、芥子,并锄两遍。葵、萝卜,锄三遍。葱,但培锄四遍。白豆、小豆,一时种,齐熟,且免摘角。但能依此方法,即万不失一。”[2]而正文种葱篇所记:“七月纳种,至四月始锄”[2],芥则言二三月好雨泽时种,小豆则为夏至后十日种为上时等,细微处可推杂说非贾氏所作。
三、农耕总论前置,种谷篇平衡结构
卷一前两篇耕田和收种,内容具有总论性质。耕田篇贾氏所撰字数仅670之多,约占全篇20%,余则为大量引用他人文献,但却对土壤耕作技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抓住黄河流域农业生产中的关键问题,总结了抗旱保墒的耕作技术,标志着当时北方以耕——耙——耢为中心的抗旱保墒耕作技术体系已确立。收种篇作者撰著字数约占全篇23%,种子的选优、保纯与收藏是农业生产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直关收成的丰歉,因此作者提出“粟、黍、穄、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2]的重要原则,体现了对品种的丰产性、稳定性、优质性的要求,这对于现代作物品种的选育和繁育均具指导意义,因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此时已达到了较为完备的程度。
种谷篇放在卷一从内容上看似有不合适之嫌,因本卷从总体上讲属于农作物生产总论,而种谷却是具体的粮食作物栽培技术,但从结构的平衡上和谷物生产重要性的角度来分析却有其合理之处。从其它各卷所含篇数看,至少也在六篇或更多,而卷一仅设两篇,则略显单薄,因此将种谷篇置于卷一,同时卷二专讲粮食作物栽培技术,这样的安排并未把种谷与其它粮食作物较远的分隔开来。文字数量上的优势也体现了谷物生产的重要性,见表1。
叙述谷物的篇幅近占所有粮食作物篇幅之半,讲述也最详细深刻,说明粟在我国北方旱作农业区中是首要粮食作物。如此结构安排,强调了谷物生产的重要性。粟作为当时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从其名称由粮食作物的共名演变为粟的专名亦可说明其在粮食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要术》所载粟类品种达106个,对粟的栽培方法也作了详细地介绍。因此,粟的精心培育是传统旱作农业生产技术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成熟和定型的重要因素。
四、由总到分,各论粮食作物生产技术
卷二在卷一总论的指导下,主要论述了13种粮食作物的生产技术。包括土地耕作;时宜地宜要求;品种记录、性能分析、选种技术;下种;作物施肥培育中的轮作、绿肥、“坏墙垣”;保育;防虫;收获及贮藏等方面的农作物生产技术,诸方面皆有详细论述。如作物的种期有上时、中时、下时之分;作物“地宜”有上、中、下之别。同一作物,不同土地用种量不同;同一作物,上时、中时、下时用种量也各异。结构安排上,总论之后即分论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技术体现了粮食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
分析主要粮食作物字数比重统计或可对《要术》时代粮食作物总体情形作出如下判断:
1.合计大、小豆叙述字数约占整个粮食作物叙述字数比重的11.6%,《要术》之所以用较多笔墨叙述大、小豆,这是因为西汉以后大豆利用方式日趋多样化。豆豉、豆腐、豆芽和豆酱在汉代相继出现,大豆加工技术在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得到发展,《要术》卷六十八、七十、七十二便分别介绍了做酱法和做豉法。大豆不但可作为粮食和豆制品,还可作为饲料作物。小豆则被广泛用与禾谷类作物轮作,同时还可作为绿肥作物。因此豆类的地位得到相应提高。
2.叙述水稻的字数约占整个粮食作物叙述字数比重的10.9%,水稻篇篇幅之大与稻作在北方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似甚矛盾,然从其内容分析来看具有合理性。《要术》专列北土高原段讲北方的水稻栽培技术,所引文献《周官》、《礼记》、《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等均反映的是北方农业生产技术,这些内容在全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说明了本时期黄河流域地区水稻种植技术的领先水平。同时,北魏政权的版图时已扩及淮河流域,贾氏对于该地区稻作技术的描述,适应了本时期南方稻作生产发展的需要。
3.大小麦篇的篇幅占11.3%的比重,其论述以小麦为主,原因在于麦作在魏晋南北朝时是北方地区仅次于粟的作物。其时已定型的耕耙耢旱作农业技术为冬小麦较大规模在黄河流域的种植奠定了基础,同时面食品种的丰富多彩(这在《要术》农产品加工部分表现的相当突出)反过来又促使了麦作的生产。在魏晋南北朝时麦作农业的种植线已开始南移,这是农业生产力水平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时农业种植构成趋向合理的标志。
4.从表1亦可看到黍稷占到整个粮食作物叙述文字的6.5%。北方地区由于战乱,荒地较多,北魏在恢复农业生产时,黍稷被用作开荒地的主要作物,这个比例或可说明黍稷在粮食作物生产中的地位。
5.所有叙述旱农作物的字数相加,占整个粮食作物篇幅的90%左右。表明《要术》以旱作为叙述主体,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旱作农业在生产结构中占绝对优势。
五、先粮后蔬,卷末杂说承前启后
卷三主要记述了22种蔬菜的栽培技术,在卷末有杂说一卷。魏晋南北朝时期蔬菜栽培技术有较大发展,土地利用率提高,对因土种植,以及诸田园管理技术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虽然我国古代的蔬菜栽培起源很早,但把它当成一门科学,从播种到收获,对每种蔬菜皆逐一地进行研究,却见于《要术》的这一卷。蔬菜的栽培是种植业中有机组成部分,是粮食作物的重要补充,因此安排在卷二之后,体现了作者对于种植业内部结构的理性认识。重点分析卷末杂说,全篇共计4 429字,对《四民月令》、《师旷占》等多有引用,与卷端杂说不同在于这部分乃贾氏所撰,是《要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内容可分为两部:前半部将《四民月令》中农业操作的各项素材集中辑录起来,包括祭祀、社交处理、子弟教育、收藏保管、家中雇用成员的督促使用;后半部引用了《范子计然》和《孟子》,说明粮食价格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和储备粮食的重要性以及预卜谷价贵贱的方法。从内容分析来看,卷末杂说主要是讲与农家种植业生产有关的活动,既非专讲某一种粮食作物,也不是讲某一种疏菜的栽培,亦不是讲某一农耕技术的,因此其名定为杂说是合适的。卷末杂说带有总结和补充的性质,使前三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位置的安排、引用材料的完整性诸方面来讲其结构的排列也是合理的。杂说对《四民月令》作了大量引用,《要术》前二十九卷引《四民月令》达30多处,而后六十多卷的引用却只有10多处,表明贾氏对《四民月令》中与种植业有关的材料作了完全引用,杂说的设置确保了引用材料的完整性。
六、先果树后经济林木兼顾染料作物
卷四、五构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前者叙述及各种果树栽培技术,后者记录有关经济树木的栽培技术。卷四的园篱和栽树具有总论性质,之后分述了枣、桃、李、梅、杏、梨、栗、柰、林檎、柿、安石榴等11种果树的品种及选育技术,总结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果树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嫁接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果树管理方面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如嫁枣法、烟熏防霜法、越冬防寒法等。卷四的最后三篇是木瓜、椒和茱萸,分属于瓜果类和香料作物。卷五主要讲述林木的栽培技术,所涉树木主要有桑、柘、榆、白杨等13种。在林地的选择、耕作和整理,树木的繁殖和移栽,苗木的管理等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要术》对此作了较为完整的总结。最后一篇是讲伐木技术的,这是对经济林木利用的一项关键技术,提出了有关具体的技术原则,如“凡伐木,四月、七月则不虫而坚肕。非时者,虫且脆也”便明确指出针对不同情况砍伐的时令要求亦不同,符合砍伐时令则不虫而坚肕,否则虫而且脆也。在种竹和伐木之间有三篇是讲染料作物的,主要有红蓝花、栀子、蓝、紫草等。如此归属,在卷四作者是出于均具食用价值而卷五是出于经济价值的考虑。
种桑养蚕在魏晋南北朝的农业经济结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分析主要经济林木叙述字数及比重统计(见表2)可有如下认识:首先,桑柘榆白杨在所有经济林木的叙述字数中占到58.3%较大比重。其原因在于后魏中期以后,“均给天下民田”,授民桑田作为世业,广植桑榆白杨等树,成为家庭副业。政府行为和林木之利促使了桑榆白杨的种植颇受重视,桑树的种植是耕织结合农业生产结构的体现,对于林木之利贾氏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榆)斫后复生,不劳更种,所谓一劳永逸。能种一顷,岁收千匹。唯须一人守护、指挥、处分,既无牛、犁、种子、人功之费,不虑水、旱、风、虫之灾,比之谷田,劳逸万倍。”[3]种榆投入劳动少而收益高这体现了一个地主经营家的看法。其次,槐、柳、楸、梓、梧、柞的叙述篇幅仅次于桑、柘,字数占整个经济林木叙述字数的22.6%,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经济林木的种植在当时亦受重视。全篇虽然对种植技术多有论述,但重心在于其用途和利润,治生的意图表现地相当强烈。再次叙述漆的文字虽占一定的比例但比重不大,这是由于漆虽有种植之利,不过漆制品多为奢侈品,对平民而言漆消费量不大,因而需求量也不很多。
七、养马养牛地位突出北魏畜牧业相当兴盛
卷六为畜牧兽医卷,占全书篇幅11%左右,是《要术》主体部分。该卷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汇总了北魏以前有关家畜饲养及医疗的经验;一是吸收了拓跋氏的牧业经验。内容上分别叙述了牛、马、驴、骡、羊、猪、鸡、鹅、鸭等9种畜禽的选种育种、饲养管理、相畜术、兽医术以及酥、酪等乳制品加工和羊毛制毡技术,最后一篇为养鱼。
结合表3依据卷中所列标题及排列顺序分析可知:首先北魏时狗己退出了肉用畜的地位,新增了驴、骡、鹅、鸭,说明牲畜的动力来源扩大了,肉类供应种类增加了。其次,牛在马和羊之前,体现了农耕是农业生产的重点,而猪退居牛、马、驴、骡、羊之后,这种结构的变化表明传统家庭饲养业日益向符合经济效益的方向发展。传统农业时代,家庭饲养业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畜力役使需要和蛋肉食品供应,而狗的饲养显然是不能满足这种要求的,狗退出肉用家畜行列,使家庭饲养动物的构成更趋向合理。北朝时代形成的这种格局,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大变化。役用家畜组成已趋向完备化。我国传统农业的动力来源,除人力外,主要是畜力。而役用家畜的组成主要是牛,其次是马、驴、骡,但在秦汉时代骡、驴之类还被称为奇畜而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部族中。北魏时期,黄河流域的农家役畜中,驴、骡占有了一定的地位。食草性家养动物得到了初步重视,主要有马、牛、羊、驴、骡等。除羊而外,其他皆为役用家畜,而羊却是肉、乳、毛、皮并用家畜。北魏时代,羊的饲养似乎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叙述篇幅仅次于马,如把相马的内容从有关马的文字中去掉的话,则养羊部分的字数遥遥领先。东汉《四民月令》中未提羊的饲养,而《要术》却对羊的饲养叙述得最为详细,专篇列养猪之前。这种局面的出现,可能为北方游牧族入主中原之后所促成。
在第五十六篇中,虽然牛是农业的主要畜力,位置也在马之前,但全篇却是叙述马的字数占绝对优势,马和羊合占全部畜牧字数的70.5%,是所有畜禽中叙述的重点。我国古代的相畜术早己发明,而到魏晋南北朝时则发展到更加理性的阶段。对马的叙述,着重相马,分两步进行的:首先要剔除那些外形严重不良的马匹,再依据一些基本要求进行个别鉴定,这对于选择优良的军马是至关重要的。该部分内容均引自汉代《相马经》,饲养和治病部分则为贾氏自己所增加的。再从养羊篇来看,前已述及其中制作毡、酥酪和干酪的方法,反映了牧民必需的生活资料。这种情形是由于此时统治中原地区的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此打下深刻烙印,体现了农耕的汉族和畜牧族交融的痕迹。但如果把畜牧和种植合起来看,则种植业的比重远超过牧业,二者约成79∶21之比。这决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北魏时期汉族和游牧民族触合中,北魏统治阶级采取汉化和重农政策下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另外值的注意的是:《要术》的养马治马病诸经验技术则是完全实用的,而不同于后世农书的照抄古书。这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西方游牧民族进入汉人传统的农业区,农牧分界线逐渐南移,在中原地区不少农田被牧场取代,养马业已不完全是以游牧方式进行,而多采取饲牧方式,使北魏养马技术有了明显进步。《要术》中畜牧兽医专列一卷占较大比重,对于牲畜的选种、品种改良、繁殖、管理以及疾病的防治积累了比以前更为丰富的知识,这与北魏时期农牧经济并存且畜牧业相对兴盛是分不开的。
八、农产品贮藏加工构成《要术》之主体,内容研究有待加强
卷七、八、九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主要讲农产品的贮藏与加工,是《要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篇幅约占全书的30%左右。其中的货殖第六十二非贾氏所撰,除少量引用《淮南子•诠言训》外,其余全部引自《汉书•货殖传》。《要术》前六十多卷中的大田种植、园艺栽培、家庭养殖较多地反映了贾氏的农业经济思想。而此后的酿造制麴、淀粉加工、食盐精制、染料制作、烹调技术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贾氏的牟利思想。货殖篇在此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紧随其后的卷第六十三是讲涂瓮技术的,对涂法作了详细地介绍,其原因在于:“凡瓮,无问大小,皆须涂治;瓮津则造百物皆恶,悉不成,所以特宜留意。”[3]确保了各种农产品加工质量不受容器的影响,为此后的造曲、酿酒、造醋、造酱等工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农产品加工部分在技术上表现出如下特点:首先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技术全面。农产品加工包括酿造、果品加工、蔬菜保藏、烹饪、食盐的精制、肉类的加工保持、淀粉糖化、饼饵、面食、糕点、饮浆、煮胶等有关地主阶级的家庭消费品,从生产、加工到消费的知识应有尽有,甚至连制造笔墨及使用原材料所应具备的知识也包括在内。其次酿造技术系统全面,造酒技术更趋成熟。有关酒、酱、豉、菹等的酿造技术在《要术》中占很大篇幅,涉及卷七全部,卷八、九的部分。而其中卷六十四至六十七诸篇专论造酒技术,表明此时造酒操作更趋成熟,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艺和酿酒发酵理论的雏形。集中体现了后魏时期制曲工艺的发展和人们对发酵工艺条件诸如原料处理、温度控制、用水质量和配比的进一步认识。因此后魏时期酒的质量随之提高。第三,烹饪和饮食文化的繁荣。有11篇涉及面食制作和菜肴加工,后者占较大篇幅,据统计共记载了约169种菜肴和多种制作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烹饪风格的精致和品种的丰富,表明时已形成多民族的风味。另外当时有关烹饪和饮食文化的资料如《老子食禁经》、崔寔《食经》、刘休《食方》和诸葛颖《淮南王食经》等大部分均已亡佚,而《要术》对此有所保存。第四,《要术》最早记载多项工艺技术。如卷九所介绍的五种麦芽食糖的制作法是我国古代食糖工艺的最早专门记载。同时,酿造技术虽然较早出现,但制造过程的详细严谨记述,却以该书为最早。
农产品的加工实质上可分为农产品的加工和畜产品的加工,而农产品的深加工是这一部分的主体内容,从所加工出的产品来看,主要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必需品,如酒、醋、面食、食盐、蔬菜等等。面对千家万户的生活必需品生产,虽一家一户用之不多,然体腋成裘,商品总量不可低估。即令这些消费品在地主的庄园中生产、加工、消费,把它看作一个封闭系统,也避免了遭受商贾盘剥的过程。
最后来分析卷十的有关内容:全卷约23 000多字,占到全书比重的15%强,共有子目149个,基本上是作者搜罗历史上和当时的有关经史子集文献,引用了280多条资料,记录了如书中所讲的“非中国物产者”,所引述的100多种有实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植物,成为我国现存最为完整的南方植物志之一;所引述的60多种野生植物,其中不少北方也可看到,体现了作者备荒救荒思想,使全书内容更为充实,体系更为完备。
总之,《要术》微观农学体系结构的形成,是贾氏对于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全面系统理性认识的结果。书中对战国秦汉以来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文化的积累等进行了比较客观地总结与归纳。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生产中某些新的因素在书中也有比较充分地反映,如农业商品化趋势增强、地主治生之学出现、农产品加工受到重视、畜牧比重上升等。《要术》的农学体系结构反映了上述变化、趋势,奠定了后世中国传统农书的体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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