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付公示：一个幻象

摘 要：交付公示作为被继受而来的德国物权法原则之一，自清末被传统中国学界接受以来，散见于诸多著作、教材之中。但无论是现实交付，还是观念交付，都不可能实现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动产物权本身是否可以被公示也值得怀疑。交付公示原则的确立有特定的意志主义方法论背景，而实践面向的检讨则有助于形成新的制度设计理念。

关键词：交付；占有；交付公示；现实交付；观念交付

中图分类号：DF521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物权公示是物权法理论构建的起点与核心，物权法所确立的公示公信原则即是其在制定法上的反映。对于有体物，传统物权法以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手段，对于动产，则以占有和交付作为动产物权的公示手段，其中的交付即包括现实交付也包括观念交付。2007年《物权法》即依此理论进行了基本的体系架构，并体现在诸多的制度细节之上。

不动产基于登记而公示出来的在其之上的权利（物权）信息，由于登记制度的完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确保其准确性。尽管在例外情况之下也会出现登记权利人并非真正权利人的状况，但实践中的问题似乎并不多见，至少相对容易解决。异议登记制度即是对此方面问题的制度性回应。

对于动产而言，问题则比较复杂。占有是否具有动产物权公示的功能，学术界在讨论占有之功能时似乎并无定论占有之表彰本权功能，看似与占有之公示功能有关，但也仅仅是在推定意义上成立，并不能真正公示什么。占有在推定意义上表彰本权的功能，参见：龙卫球. 物权法政策之辨：市场经济体的法权基础[G]//龙卫球. 民法基础与超越.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7；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M]. 5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90；江平. 中国物权法教程[M]. 修订版.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27-28；刘家安. 物权法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224；崔建远. 物权法[M]. 2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4；孙宪忠. 德国当代物权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10；王泽鉴. 民法物权[M]. 2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63. 不过在德国学者的著作之中，则会明确指明占有的公示功能。（参见：鲍尔·斯蒂尔纳. 德国物权法（上）[M]. 张双根，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09；曼弗雷德·沃尔夫. 物权法[M]. 吴越，李大雪，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80-81.），但还是得到学者们的普遍支持，认为占有属于动产物权静态或者权利享有的公示手段。参见：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M].5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86；谢在全. 民法物权论（上）[M]. 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67-69；孙宪忠. 中国物权法总论[M]. 2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81， 370；江平. 中国物权法教程[M]. 修订版.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39；刘家安. 物权法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68.

不过，相比较于占有的公示功能，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动态或权利变动的公示手段，则几乎得到了所有学者们的认同参见：谢在全. 民法物权论（上）[M]. 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67；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M]. 5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86；孙宪忠. 中国物权法总论[M]. 2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81-282. 在龙卫球教授看来，只有物权变动才需要公示，并且只能通过“转移占有”的事实行为进行公示。（参见：前引龙卫球. 物权法政策之辨：市场经济体的法权基础[G]//龙卫球 .民法基础与超越.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7.） 不过，有学者也承认，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方法，实为无奈之举。（参见：刘家安. 物权法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68；江平主编. 中国物权法教程[M]. 修订版.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40.）

或许也正因如此，《物权法》第6条条文内容：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确立了动产物权交付公示的基本原则，第23条条文内容：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重申了这一点。

动产交付，尤其是观念交付，是否可以实现权利（物权）公示的目的？交付和占有，哪个才是动产物权公示的最合理判断标准？进一步而言，动产物权能否被公示？虽然中国的《物权法》立法文本已经遵从他国法律模板确立了基本的物权制度框架，但在笔者看来，一切并非如立法者所确信的那样，成为定论。对于这些问题的再探讨，仍然会有助于既有条文规范属性的认知，也可以为物权法的开放式发展和完善提供新的动力。

一、动产物权公示目的之传统认识

按照德国物权法的理论，物权之所以需要被公示，源于法学家们对于物权性质的界定。物权是绝对权、支配权，因此具有对世性、排他性、优先性、追击性等，对比于作为相对权、请求权的债权，后者仅具有相对性、平等性等特征。物权的绝对对世效力要求物权的具体种类具有可识别性，为了实现此目的，公示原则发挥了作用。参见：曼弗雷德·沃尔夫. 物权法[M]. 吴越，李大雪，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5.

公示原则的确立，也有生活经验作为其规范基础，此即“在实际生活关系中，物权在其外部通常是可以认识的：汽车的所有权人常是自己来驾驶汽车，也就是自己‘占有’汽车；谁要是在一块土地上建造一幢房屋的话，则多半是这块土地的所有人。因此在一定的可能性上，可由——作为事实上持有的——占有状态而推导出所有权的存在”[1]。简而言之，公示的目的在于使人“知”[2]。

但如果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立场出发，可以对物权公示原则进行更为技术化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