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德育成为校长的“奢侈品”

有次培训邀请了某地知名校长介绍学校的德育课程开发案例，案例可谓生动且深刻，贴近学情。然而，部分参训校长听后表示：“学情不同，不可借鉴。”“学情”成了学校停止德育课程探索的说辞。透过诸如此类的说辞，背后的真实逻辑是：学生成绩上去了，学校的一切德育便是成功的和具有说服力的；学生成绩上不去，一切德育工作都是徒劳的。这种观念在校长群体中的弥散究竟有多大的比例不得而知，但绝不是个例。在这些学校，对校长来说，德育就是他们的“奢侈品”，一旦面临着学生成绩上不去的危机，德育将首先被放弃或被放逐在一个尴尬的位置。这种现象缺乏教育学理论意义上的合理性，但是作为校长的生存策略，却具有普遍的现实性。

一个校长的德育抉择是校长的德育认识与行动交互的结果。首先，少数校长的德育“奢侈品”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校长对德育认识偏差的结果，这种认识偏差主要表现在对德育与教育、德育与智育关系的厘清上。一方面，德育，不管是作为广义的定义，还是狭义的定义，都包含着使人向善、向好生长的可能。从古至今，国内外的教育家、思想家无不重视德育的“成人”价值。部分中小学校长依旧把“立德树人”当作一种政治口号而不是真正的教育信念，无法从“学生—学校—国家”的坐标体系中找寻现代德育的根本内涵。他们对德育的认识起于并停留在学校组织架构（教导处或德育处）及其制度规约的不得不完成的职责层次上，少从“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上作深刻思考。学校德育成了禁止性的规训体系，逐渐被行为规范和底线伦理所取代，成了守住学生行为底线的最后堡垒。学校德育部门的工作形式简化为：不是各种检查和评比，就是惩罚犯错的学生。德育工作者自身毫无育人的崇高和神圣之感，德育过程中的人性价值让位于各种道德教条和社会规范，德育最终不可避免地趋向平庸化，这本身加剧了现代道德的教育危机。另一方面，在德育与智育的关系上，或者从学校内部工作来说，对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关系，部分校长仍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在制度化的背景下，随着学校机构及其职能的划分，原本统一于“育人”目标的智育与德育被人为割裂，甚至走向对立，这是制度化教育的异化。现行的教育评价体制催逼学校不断关注教学质量和学生的考试成绩，校长在制度之下，自然采取顺应之举。如果将忽视德育的板子完全打在校长身上有失公平。然而，校长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更加理性地认识和处理德育与智育之间的关系。随着现代教育的内容越来越繁多和复杂，教育中诸育的分化成了必然，这是认识的深化和机构与职责分工的需要。在好的教育中，德育与智育的关系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还是相互促进的。德育对智育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德育为智育提供了良好的非智力因素的支持。从教育的整体来看，学生学业成绩是一种表象，但更深层次反映的是学生的动机、习惯、信心、意志等，这些非智力因素在人的智能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德育而形成的端正的态度、坚强的意志、良好的习惯，深刻地影响着学生学习的毅力和成效。因此，德育與智育密切相关，一个完全忽视德育的校长是绝不可能把学校的教学工作搞好的。

其次，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学校德育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虽然最新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强调将学校德育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学校督导的重要内容，然而，能够督导与问责的内容依旧只是文件中所要求的规定动作是否完成，而对于德性的塑造、人性的改造等不确定性的内容，评价始终难以真正触及。德育评价在技术上所面临的难题导致德育成为无法通过外在强力推动的教育薄弱之处，由此，进一步导致“德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状况。因此，德育工作难以形成有效的问责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校长的德育领导行为。缺乏问责与监督机制，使得一些校长在德育工作中趋易避难。至此，德育只能成为校长们的“良心田地”。一个怀持“教育良心”的校长，会不断通过各种形式探索、思考与践行学校德育对学生生命成长的滋养作用。而一个疲于应付提升考试成绩的校长则可能直接绕过德育，直指应试体制所导向的目标。因此，规范与制度的重建也是推动校长切实重视德育工作的重要抓手。

总之，校长作为一个学校的领导者，不仅是组织机构与教学方面的领导，更是涉及精神、思想与灵魂的德育方面的领导。营造育人文化，把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这是我国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的基本内容。“德育是奢侈品”本身就是对学校德育的误解。德育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学生成长的必需品。一个卓越的校长须将学生的道德发展与校长个人的使命与成就进行自觉的结合，在灵魂深处完善和成就学生。因此，当前学校德育要摆脱“奢侈品”的尴尬状况，一方面需要校长回归理性的认识，澄清对德育与教育、智育关系的认识，并超越制度的缺陷，摆脱简单算计而带来的短视，真正实现校长个人的德育自觉；另一方面，外在制度与规范的创新性设计也成为当务之急。

【黄洪霖，福建教育学院校长研修部讲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