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原子之父

钱三强——一个在中国几代人心目中闪光的名字。他曾是居里夫妇的学生，与其夫人何泽慧一起发现了举世瞩目的“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他曾创建了中国原子能科研基地，领导建成了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他曾开创了中国核武器事业，组织了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制。这位享誉世界的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科技事业卓越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为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殚精竭虑，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原子之父”。

1913年10月16日，钱三强出生在浙江绍兴，原名钱秉穹。父亲钱玄同是北大著名教授、我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少年时期，钱三强在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学校（现北京二十七中）读书，当读到孙中山先生的名著《建国方略》时，备受启发和鼓舞，决心遵循孙先生的主张；立志学习科学技术，建设强大工业，使国家摆脱贫困和屈辱，走向富强，从而改名钱三强。

1929年，钱三强带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考进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想待英文提高后再考南洋大学（即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电机工程。20世纪30年代，正是原子核科学最激动人心的发展时期。在科学的神奇世界里不断求索的钱三强年轻的心目中，新兴的原子核科学逐渐成为了一个最神秘而诱人的学科，于是他改变了学工科的初衷，1932年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6年，钱三强大学毕业。由系主任吴有训教授推荐，他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开始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1937年，他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了世界上原子核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师从仰慕已久的约里奥·居里夫妇。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科学幻想的青年来说，该是何等幸运！

然而，正当钱三强赴法行期在即，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胸铁蹄蹂躏了中国大地。国民党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激起了民众强烈的愤怒和反抗。父亲由于忧愤国事，高血压骤然加重，吉凶难卜。钱三强踌躇了，国难家忧当头，怎能忍心离去？

父亲察觉到他的心思，强忍着病痛和离愁劝导说：“这次出国，是极难得的机会。你学的东西，将来对国家是有用的，报效祖国，造福社会，路程还远得很哩！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啊！”

中国的“居里”夫妇

1937年夏秋之交，怀着对祖国、亲人的眷念之情和报国之志，24岁的钱三强远渡重洋，来到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成为世界核物理研究最著名的居里实验室的研究生。他的导师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和她的丈夫约里奥·居里。

伊莱挪·居里是世界著名放射性元素镭的发现者皮埃尔·居里夫妇的女儿。两代居里夫妇均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从此，钱三强便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核物理研究实验室的成员，成为居里夫妇的学生和助手。

正当钱三强与他的导师居里夫人伊莱娜合作，进行铀和钍受到中子打击后产生镧同位素β射线能谱的研究工作时，1939年1月，钱三强接到来自中国的家书，父亲钱玄同因脑溢血突然去世。在悲痛中，钱三强提笔书写了父亲生前的教诲“学以致用，报效祖国”，作为自己在异国他乡的座右铭。第二年，钱三强在伊莱娜·居里指导下完成了α粒子同质子碰撞研究工作，并以此为题的博士论文获得通过，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1946年，新婚不久的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受导师之命赴英国剑桥大学，参加基本粒子会议。他们宣读了《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的论文，引起与会科学家的重视。而英国年轻博士里弗德关于中子打击铀核的报告和幻灯片中，意外出现的一个三叉型径迹，也引起钱三强的注意。匆匆赶回巴黎后，钱三强取得了约里奥·居里夫妇的积极支持，他与何泽慧带领两个法国研究生，夜以继日地开展了追踪研究，终于从精确的统计数字中发现：中子撞击铀原子核，发生壮观的裂变现象，每三百次能出现一次规律性征兆。

这是为什么？随着实验的不断深入，在钱三强的记录里，留下了探索的科学痕迹：两条线的交叉处，放出的较轻粒子中，有的比α粒子的痕迹浓，有的却淡。不是α粒子，又会是什么呢？钱三强思索着，观察着，反复测量着。从春末到秋初，镭学研究所放射性研究室灯火通明。

1946年12月9日，这是科学史上重要的一页。经约里奥推荐，钱三强领导的科研小组在法国科学院《通报》上正式公布了铀核三分裂变的研究成果，并附有历史意义的五张核乳胶照片。随后，素以精细闻名的何泽慧，在纷乱的大量实验中，又发现四分裂变现象，大约一万个裂变中，会出现一次四分裂变现象。1946年12月23日，钱三强又正式公布了首次发现的铀核四分裂变径迹的照片。

1947年，在巴黎召开的世界科学工作者大会上，导师约里奥向世界首次公布了钱三强小组的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和照片，并附有详细的测量计算数据，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轰动。第二天，法国《人道报》、《人民报》、《时代报》，中国的《大公报》、《新民报》都作了详细的报道。有家报纸的标题是“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副标题是“为原子研究开辟新天地，物理学大师均誉不绝口”。

为表彰钱三强的科研成就，法国科学院1946年向钱三强颁发了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

1947年夏，34岁的钱三强被任命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年底，约里奥教授把三分裂与四分裂的研究成果写在了实验室年度报告的首条位置。他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实验室的第一个重要成就。钱三强三分裂理论已成为裂变物理一个重要分支，为世人公认。

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一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不仅可以长居法国，而且前途无量。然而，钱三强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自己的祖国。

1948年春，钱三强找到中共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和孟南同志，向他们表达了要回国的心愿。他说：“我和泽慧都很清楚，继续留在巴黎，对自己的科学工作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钱三强向约里奥·居里夫妇郑重地提出了回国的要求。尽管与他朝夕相处11年之久的两位恩师舍不得他们走，并为他们的离去而惋惜，但听了陈述之后，对他们的决定都表示理解和赞成。身为法国共产党员的约里奥先生说：“我要是你们的话，也会这样做的。”导师还把当时极为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他们，并将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交给他们带回国。伊莱娜的临别赠言是：“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

1948年5月2日，钱三强夫妇带着炽热的情谊和殷切的期望，告别了恩师居里夫妇，怀抱半岁的女儿，登上了驶向东方的海轮。

40天后，他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11年啊！带着报国之心千里迢迢求学法国，又带着报国之志载誉而归回到祖国，钱三强心情万分激动。他仰望蓝天，深深地呼吸着祖国的新鲜空气。他牢牢记住导师们的赠言，把“科学要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座右铭。

1949年1月13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钱三强情不自禁地骑上自行车，和年轻人一起飞快地来到长安街，置身于载歌载舞的人群中。

几天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与钱三强取得联系，通知他参加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巴黎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团长就是后来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著名学者郭沫若。钱三强深切地感到党对他的信任，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更多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他想这次去巴黎可以会见老师约里奥·居里先生，如果能请他帮助订购一些原子能科学研究的必要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是个极好的机会。

钱三强的想法立即得到党中央的支持。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国家经济非常困难，中央领导从清查国库中，给他预先拨出了五万美元。钱三强不禁心如潮涌，热泪盈眶：“简直无法想象！尽管五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不是个大数目，但是，这些新中国的开拓者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时已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的钱三强，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应邀登上了天安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一起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

当年11月，中国科学院宣告成立，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兼近代物理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一个名副其实的原子能研究机构成立了！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新中国为钱三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祖国原子能事业的创业之中。

在党中央的关怀领导下，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和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相继成立了；一批物理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从全国各大学被抽调专攻原子能科学；三百多名留学苏联和东欧各国专业接近的归国留学生转学原子能专业；一大批留学海外的年轻科学家张文裕、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陈能宽、程开甲……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纷纷回到祖国，汇集研究所，组成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中心；在新中国财力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科学院仍然获得数百万人民币的发展经费，原子能科学得到重点支持。一个由原子核物理、放射化学、宇宙线、理论物理、电子学等组成的原子能的全面研究广泛开展起来了，为中国原子核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4年8月，钱三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斗行列。他十分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多少年来，一腔热情渴望着为祖国的强盛而施展抱负。然而，只是到了新中国诞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启发教育和信任，才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宿愿。”

1955年初，党中央决定利用苏联提供的有限援助，建设自己的原子能工业。钱三强作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和第一任代表团团长，多次奉命赴苏谈判，积极引进和消化吸收外国的先进科技成果，认真组织科研教学，全力投入了我国原子能科研基地的创建工作，领导建成了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培养了大批原子能科研人才。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钎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

1958年9月27日，苏联援助建设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使用，在现场举行了隆重的移交典礼。陈毅副总理剪彩，聂荣臻元帅和郭沫若院长讲话，中外来宾多达一千多人。从此，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诞生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包括赵忠尧、王俊昌、彭桓武、何泽慧、朱光亚等著名核科学家在基地汇集了，一个原子能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序幕拉开了。钱三强，这位享誉世界、历经屈辱、胸怀大志的科学家和祖国一起可以大展宏图了，他的原子梦想就要实现了。

“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风云突变，一股西伯利亚的寒流席卷了中国大地。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而后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不留下，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1390名专家撤走了，12个协定、二百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被废除，二百多个国家重点企事业单位一些重大的设计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正在试验生产的企业瘫痪了。

消息传到北戴河。毛泽东——这位叱咤风云的开国领袖一语千钧：“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向全党发出新的动员令。

1960年8月9日，二机部发出《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而奋斗》的通知；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了记住那个屈辱和愤怒的日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民制代号定为“596”工程，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新战役打响了。

面对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面对超级大国挥舞的核大棒，钱三强心情十分激愤。他深知，核武器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又是一个被严密封锁的高度机密的国防尖端技术，而且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这一切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讲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迅速突破它谈何容易！

钱三强说：“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滋味！我很清楚，这对于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真是这样的话，造成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又一次受到莫大的创伤。”

在钱三强卓有成效的技术总设计、总调度下，核武器科研、生产、试验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包括新建所和工厂的关键岗位，都充实了科技力量，明确了任务课题，展开了攻关会战。1961年7月和9月，钱三强和科学院秘书长裴丽生带领工作组先后到沈阳、长春、哈尔滨和长沙、上海、西安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落实毛泽东主席的“大力协同”和聂荣臻副总理的“拧成一股绳”的指示，同各研究所领导与科学家一起，先后共安排了83项任务、222个课题。同时，对各所的长远研究工作也作了适当部署。

仅就研制试验成功第一颗原子弹，从全国来说，就有26个部（院），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九百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了联合攻关，解决了近千项重大科研项目。从1959年至1965年7月，原子能研究所选调给核武器科研第一线的科学技术人员共计914人，其中光正副研究员、正副总工程师就有28人；向全国科研第一线输送和培训了4781名科学技术人员，这些人员中的多数都成为了“两弹”攻关和核科研中的中坚力量。曾有人说过：在中国研制“两弹”的悲壮进军中，钱三强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巨大航船，没有搁浅，更没有沉没，它迎着暴风雨，开始了新的伟大航程。

东方地平线上红色的蘑菇云

钱三强最卓越的才能和杰出的贡献，是在核武器研制的漫天迷雾、茫茫大海中，他知道应该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什么时候干。他正是在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关键方向、关键项目、关键时机，选择了关键的人、关键性的课题，才使核武器研制这个几乎瘫痪的庞大的发动机重新启动和运转起来，推动了历史的航船。

曾参与领导中国研制“两弹一星”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原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同志，特别怀念钱三强的杰出贡献：“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那么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他早就出了题目，我们早就动手了，早就把方案搞出来了……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在核武器研制初期，设计、生产、试验三个环节中，关键在设计；核武器设计的突破，前提是原子弹、氢弹理论的突破；而实现理论突破的关键是选定理论课题和学科带头人。

突破核武器理论，筹建核武器研究所，中国的奥本海默（美国原子之父）、库尔恰托夫（苏联的原子弹之父）在哪里？钱三强这位核物理学界的伯乐，拿着早已准备好的课题，用他那科学的慧眼在茫茫人海中搜索着，精心挑选着中国的千里马。他知人善任，亲自提名推荐了一批关键课题的学科带头人，就像居里夫妇当年培养他一样，把一个个科技精英推上了中国科研的制高点，建功立业，成为了享誉世界的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一代元勋。

邓稼先、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忻先杰、陆祖荫、吕敏、于敏、黄祖洽、唐晓威、何祚庥等一批著名科学家和技术骨干，就这样被先后调到核武器研究所。组建了一个以邓稼先为主任、周光召为第一副主任、八位科学家（被称为八大主任）组成的高级理论班子——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使原子弹理论研究工作迅速展开，为原子弹、氢弹的理论突破和爆炸成功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钱三强的从容指导和精心调度下，中国这支跨越秘密历程的科学大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险滩。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的西北、千军万马云集的大漠腹地，出现了一幅幅奇伟的景观。

1964年10月16日，在广阔的地平线上，一道强烈的白光闪过之后，一团炽烈的火球形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翻滚着、升腾着，直上苍穹。

1967年6月 17日，在万里无云的高空中，一轮眩目的强光，一声晴空霹雳，一团烈焰和白烟翻滚的火球，腾起万丈沙尘。

……

1993年10月11日上午，三百五十多位科学家、知名人士云集中国原子能科学院，隆重举行纪念钱三强八十诞辰报告会暨《钱三强论文选集》首发式和钱三强教授铜像揭幕仪式。

原三机部（二机部的前身）部长、84岁高龄的宋任穷将军亲自为钱三强铜像揭幕，深切地表达了一代开国元勋对这位杰出科学家的崇敬和缅怀。

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核工业总公司总经理蒋心雄，中国原子能科学院院长朱祖训等钱三强的同事、学生在发言中深情地怀念、高度地赞扬了钱老的卓越贡献和崇高品格：

“三强同志是世界闻名的、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是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卓越的创始人和开拓者……我国原子能科技事业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奇葩，光彩照人，震惊世界，三强同志在其中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这一功勋是永世不可磨灭的。”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在科学界，钱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同时，他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楷模。他那坦荡顾大局的心怀，勇挑重担的气魄，杰出的组织才能，甘为人梯的精神，谦逊朴实的作风和他那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将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追授这位中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专家的光荣称号。金光闪闪的功勋奖章为515克足金所铸就，那以五星、长城、橄揽枝和光芒组成的形态主体，象征着国家和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和不可战胜的意志。它就像一颗光华灿烂的金星，闪耀着华夏民族之光，辉耀着共和国辉煌壮丽的历史，辉耀着钱三强那谦虚而坦荡地微笑。

编/杜松

钱三强（1913～1992）

浙江省湖州市人。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 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任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生导师。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享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后改为原子能所）所长、计划局局长、副秘书长、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全国政协第一、六、七届常委。

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曾和何泽慧等发现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研究成果为世界所公认。领导创建中国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培养了大批原子核科研人才，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钚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组织领导了核物理、中子物理、钚化学、热核反应等十多项课题研究，组织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力量，解决了铀235生产中的扩散分离膜等许多关键技术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