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学派新探

提 要：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子思的生卒年代及子思学派的组成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考证。在子思生年的问题上，我们认为无论孔子逝世时子思是几岁还是十几岁，都不能把这一条件看成确定子思从学于孔子或是其他孔子弟子的标准。子思之学应该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形成的，但其中孔子和曾子无疑起到了主导作用。另外，子思学派的组成也是比较复杂的，世子应是子思学派中的一员，在思孟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键词：从学 子思学派 五行 思孟学派

一、子思的生卒年代的各家说法

关于子思的学术传承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孔鲤先孔子而卒，子思幼年之时直接学于孔子；二是孔子生前，子思年纪尚幼，并不能直接受学于孔子，因此孔子逝世后子思便从学于曾子。由于子思的生卒年代先秦史籍没有明载，所以关于这两个问题历来争论很大，这也为研究儒家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不少困难。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要考证子思的生卒年代。

（一）《史记》说

《史记•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而孔子生……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又云：“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年）四月己丑卒。”《孔子家语•本姓解》记载孔子“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年五十，先孔子卒。”由《史记》和《家语》可知，孔鲤生于孔子二十岁之时，为周景王十三年、鲁昭公十年（前532年），卒于孔子六十九岁时，为周敬王三十七年、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如果子思在伯鱼卒年出生，则子思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21年。

（二）钱穆说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关于子思生年与《史记》相同，钱穆认为：“伯鱼之卒，在周敬王三十七年。或谓遗腹生子思，子思之生，至迟亦在周敬王三十七八年也。” 而其卒年《史记》所载年六十二乃八十二之误。 于是，钱穆便得出子思生卒年份为公元前483年—前402年。

（三）蒋伯潜说

蒋伯潜《诸子通考》考证了颜回和孔鲤的生卒年份。认为“伯鱼颜子同卒于哀公二年，孔子年五十九……故与伯鱼同年卒，而略在其后。” 子思便生于这一年。

（四）郭沂说

郭沂在《孟子车非孟子考：思孟关系考实》中考订“子思的生年在公元前504—494年之间，卒年在公元前413—403年之间。”

（五）孔德立说

孔德立在《〈孔丛子〉与子思生年问题》中考订颜回卒年和子思生年为鲁哀公四年，即公元前491年。又从《孔从子•杂训》看鲁穆公三年，即公元前405年子思仍建在。孔德立认为“与其说《孔子世家》的‘六十二’为‘八十二’，不如说为‘九十二’之误更合史实。” 此与郭沂观点相同，孔德立把子思卒年定为公元前400年。

（六）孙德华说

孙德华博士综合各家说，大致考定子思生年为公元前489年，卒年为公元前413年，子思享年当在77岁左右。

《汉书•艺文志》、《孟子•公孙丑》、《孟子•万章》、《韩非子•难二》、《礼记•檀弓》、《说苑•难言》、《论衡•非韩》、《孔从子》等史籍均记载子思做过鲁穆公的老师。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也记载了子思与鲁穆公之间的对话，进一步证明了子思做过鲁穆公的老师。

关于《孔丛子•杂训》记载鲁穆公与子思的对话中有“嗣先君之业三年”一句，李健胜有不同的看法。李健胜认为《孔丛子》中的一些内容因出于抬高孔氏先祖的意图，且系孔氏族人在陈胜博士孔鲋所撰基础上增补而成，确有伪撰的痕迹和错漏之处。子思应是在鲁穆公还为太子显时做过其老师，其尊礼子思之事发生在子思的晚年。

关于子思生年的问题，在各家的说法中，笔者比较倾向于蒋伯潜、郭沂、孔德立等人的说法。但是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史料的缺失，各家的说法都难免有推测的成分，缺乏令人信服的铁证。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如果孔子去世时子思只有四、五岁，是不大可能直接受学于孔子的；如果孔子去世时子思最小也有十二、三岁了，是可以直接受学于孔子的。因此以往学者在研究子思生卒年代的问题上，尤其是其生年的问题上，往往根据某一种或某几种史料的记载来确定其生卒年代，而且言之凿凿。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自己在子思从学问题上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孔子逝世时子思是几岁还是十几岁，都不能把这一条件看成确定子思从学于孔子或是其他孔子弟子的标准，子思之学应该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形成的。

二、子思之“集大成”

我们在这里首先要考证的是子思的学术传承问题以及其与七十子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果子思于孔子逝世时年幼，只有几岁，那他从学于曾子、子游和其他孔门弟子是可信的，那么他的知识来源就和孔子无关吗？如果此时子思有十几岁了，他的童年是一直跟随在孔子身边的，他直接受学于孔子，那他就跟曾子等孔门弟子毫无关系了吗？

（一）子思与孔子

《孔丛子•公仪》载：

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以上是关于子思一条自我辩解的记载。由之可见，荀子批评子思首倡的“五行”学说曾托言“此真先君子之言也”，也并非是空穴来风。《孔丛子》此条或是子思之儒的记载亦或是后人对荀子批评的回应。子思所说的“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子思学术的来源。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01年12月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一书，其中有《孔子诗论》一篇，魏启鹏先生称之为“孔子佚篇”，并以《五行》篇与《孔子诗论》互证，认为《五行》篇列举的“目而知之”、“喻而知之”和“譬而知之”的认知途径，充分表明孔子《诗》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话语的影响。孔子强调“《鷃鷃》之情，以其独也”，开启了曾子、子思一派的“慎独”之学。 王威威也说：“《五行》作者解《诗》的方法更接近于孔子及其直系弟子，从中可见其与孔子的密切关系。” 足可见子思之家学渊源。

（二）子思与七十子

孔子从鲁哀公十一年返鲁，直至哀公十六年逝世，大约五、六年的时间专心从事教育事业。孔子的几个出色的弟子几乎都是孔子晚年的学生，如子夏、子游、曾子等等，姜广辉把这三人分别作为所谓“传经派”、“弘道派”、“践履派”的代表人物。 子思此时应该追随在其左右，所获自然匪浅。

《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

从上面的记载看，孔子逝世后，孔门弟子皆为其守墓三年。三年之后，一些弟子“散游诸侯”（《史记》语），但仍有许多弟子留了下来。《汉书•艺文志》记载：“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孔子故居之地也成了孔门弟子继续探讨、发展儒学的一个聚集地。在这期间，年幼失怙的子思无疑是众多孔门弟子关爱的对象。因此，子思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曾子、子游、子贡等孔门弟子的影响。另外，他们又都曾受学于孔子，在学术思想上难免有一定的一致性和共通性，我们认为这也是造成两千多年来关于子思学术传承问题纷争不休的一个主要原因。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孔子死后弟子之间的争执与分化，《孟子•滕文公上》亦载：“昔者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由于曾子的坚决反对，此事作罢，这是“孔子死后儒家第一次分派的情况。”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曾子此时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

《礼记•檀弓上》又记子夏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相对于子夏这些在外游历的孔门弟子，在洙泗之间或者说以曾子等人为中心确实存在一个“群”体。李学功先生认为能够留下来的便是一些“久经考验”的“守死善道”者，“进而形成了以曾参为代表，以‘以孝治天下’为其政治主张的孔门又一派别洙泗学派。” 我们认为除了孔子之外，曾子在子思之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比较主要的影响。简帛《五行》篇的出土更加印证了以上的观点。李学勤先生就此说“《学》、《庸》都论述了内心之道的外在体现，故君子慎独，而《五行》则假定此为读者已知，其在逻辑上晚于《学》、《庸》，殊属无疑。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五行》之经文为子思之说，传文乃世子之意。这一篇的出现，使宋儒追慕崇尚的思孟一派儒学的流传线索重新凸显出来了。”

《礼记•檀弓上》又载：“曾子谓子思曰：‘伋!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刘红霞在其博士论文《曾子及其学派研究》中分析了子思、曾子二人在学术思想上的一致性后认为曾子呼子思之名伋，可以理解成曾子是子思的老师。 曾子与子思二人关系极为密切，远甚于孔门其他弟子。不过据此处曾子呼子思曰“伋”，认为这是老师称呼弟子，倒也不尽然。我们不知道这段交流的具体时间，不过从中我们也看出，子思之于曾子并不是像颜回之于孔子那样“于吾言无所不说”（《论语•先进》），而是对曾子的言行有所建议。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孟子•离娄下》）我们是否可以用一句“半师半友”来形容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呢！

曾子、子思之间是否存在学术关联关系，是关于儒家学派的传承和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问题。在儒家的道统说中，子思上承孔子、曾子；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因而子思又下启孟子，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认为，曾子和子思之间是有学术传承关系的。简帛《五行》篇与《孟子》都有“集大成”之语。简帛《五行》篇谓：“君子集大成”；《孟子•万章下》谓：“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很显然，子思也是这样一个“集大成”者。子思的学术形成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但其中孔子和曾子无疑起到了主导作用。

三、关于儒家各学派的理解

孔子在教育弟子时因弟子个人的个性、爱好而因材施教，加之弟子学习的侧重点不同，这些都导致了孔子死后孔门弟子的分化。

《韩非子•显学》谓：“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马宗霍先生在其《中国经学史》中说：“窃谓《韩非》叙八儒承孔子之死而起，虽曰某氏之儒或指在某氏之门者而言，未必即是本人。而所谓某氏者，似应皆指孔子之徒。” 马先生的“虽曰某氏之儒或指在某氏之门者而言，未必即是本人”，即其亦或指其门人弟子，这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但他认为“《韩非》八儒，容有在七十子之外，三千之中者”， 还是把儒家八派的划分说成是共时性的了，则非是。我们认为韩非所划分的八派，并不是在同一时期共存的，正如李耀仙先生所说，只能是历时性的。

除了韩非所说的八派，《荀子•非十二子篇》中还列举有：子思、孟轲、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汉书•艺文志》载孔子有著作的弟子如：曾子、漆雕子、宓子，还有七十子之弟子。如此等等。可见，韩非所划分的八派，并没有囊括自孔子死后儒家所分化的所有派别。

大多数学者在谈到孔子之后的儒家，注意到的往往是其分化的状况、原因，以及各学派之间的分歧：如拥有派和反有派之争；孙氏之儒（荀子）对思孟的批评，等等。我们认为这些没有反映早期儒家各派之间的真实情况。我们认为早期儒家的分化，在某种程度上触进了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各个学派之间也没有井水不犯河水，也有融合和交流。例如：我们从《论语》的编定上也可以看出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之间也是有交流的。我们这里也只能就有限的资料来谈谈他们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这对我们了解子思学派是有帮助的。

《吕氏春秋•当染》载：“子贡、子夏、曾子学于孔子，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郭沫若《述吴起》则根据刘向《别录》叙《左氏春秋》源流“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认为“吴起所师者，乃曾申而非曾参”。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 步如飞在其博士论文《子夏及其学派研究》对子夏学派的组成做了比较详细的考证： 确证为子夏弟子的有魏文侯、段干木、曾申、李克、公羊高与谷梁赤；有争议者有吴起、田子方等。刘红霞认为曾子是子思的老师，除此之外，曾子弟子中还有乐正子春、曾元、曾华、公明仪、公明宣、公孟子高(或以为公明高)、阳肤、子襄、单居离、沈犹行等人；也有不确定的存在争议的，如：曾申、吴起、檀弓。 仅从子夏和曾子两个人所属的学派中我们就不难看出，七十子及其弟子之间存在着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曾子的儿子曾申是子夏的弟子，相传为曾子（或曾申）弟子的吴起、子贡的弟子田子方是子夏的西河学派的重要成员。

又如《孔丛子•抗志》记载：“曾申谓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贫贱乎？’子思曰：‘道伸，吾所愿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 是则子夏的弟子曾申，其与子思在学问上也有探讨。《孔丛子•居卫》又记申祥问子思，申祥为子张之子，与子思的关系比较密切。魏启鹏先生据《孔丛子》所载，认为曾申、申祥应为子思弟子。 《礼记•檀弓上》记：“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郑玄注曰：“说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无服。’” 可见，曾子、子张、子游的弟子之间关系也很密切。

陈来先生说：“今传《礼记》中记述曾子言行最多，其次出现最多的是子游、子夏。这也许提示出，孔子死后，孔门中此三人门人最多、影响最大，且相互间有接近之处。” 七十子都出自孔门，群弟子之间思想有共通之处并不奇怪，但这或许是孔门弟子之间存在着交流所产生的结果。在《论语》、《礼记》的记载之中我们不仅可以见到孔门一代弟子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探讨，而且这种交流在孔门二代弟子之间也没有停止，各个学派成员的成分也很复杂。所谓“儒分为八”或“某某氏之儒”的儒家派别，并不是单线的一成不变的学派内部传承。那么子思学派也是否如此，在子思的周围，还有其他几位孔门弟子或其门人弟子呢？

笔者认为这种猜测是存在一定合理性的：

第一，子思作为孔子的孙子、儒家学派的正宗传人，又曾为鲁穆公师，其地位在儒家各学派中是无可比拟的。因此，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些孔门第子是可以想见的。

第二，我们可以从子夏或是曾子的学派组成中找到一些证据，二者学派的组成都很复杂、不是一成不变的，且他们中间的交流也从未停止过。

第三，我们还可以从简帛《五行》篇中找到事实依据。简帛《五行》篇与《中庸》、《缁衣》、《孟子》等传世文献和《性自命出》、《德圣》等出土文献的共通之处，都说明儒家各学派并非是单线的传承。

在早期儒学由孔子到孟子的传承过程中，笔者是比较倾向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样一个传承谱系的，换个角度说就是笔者认可思孟学派的存在。然而如何看待这个传承谱系，我们认为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认为，早期儒家的任何一个学派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不能把任何一个学派的形成看成是一个单线条的发展过程。

四、世子与思孟学派

关于子思学派的人员组成，学者以往多有论述，如孙德华博士认为有子上、公孙尼子、申祥等人。 然而大都忽略了世硕这一人物，或者稍有提及而不敢确定，如李健胜就认为世硕可能是子思学派的人物。 我们认为，世硕是子思学派的一员，是有据可考的。帛书《五行》篇“说”文曾两引世子之言：“世子曰：‘人有恒道，达□□□’”；“世子曰：‘知轸之为轸也，斯公然得矣。’”帛书《五行》“说”文两引“世子曰”，则世子为何人？

《论衡•本性篇》载：

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

《汉书•艺文志》载有《世子》二十一篇。颜师古注：“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礼记•檀弓上》载：“子柳之母死，子硕请具。”郑注曰：“子柳，鲁叔仲皮之子，子硕之兄。” 章太炎谓此子柳与叔仲皮子之子柳异，应为世柳。 《礼记•杂记下》又载：“世柳之母死，相者由左。”郑注曰：“世柳，鲁穆公时贤人也。” 《孟子•告子下》载：“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章太炎先生考证子柳、子硕为陈人、皆姓世，鲁穆公之贤臣子柳即为世柳。 世硕与世柳为兄弟关系，子思与世硕的哥哥世柳同为鲁穆公之臣。如此看来，子思与世硕之间在学术思想上有所关联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李学勤先生依《大学》之例律之，认为帛书《五行》篇“说”文“是世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或者就是世子的作品。” 郭沂、丁四新二人又都以“说”文两见“世子曰”，应是“世子之学”。 我们不反对所谓“世子之学”这一名词，因为我们既然倾向于帛书《五行》篇“说”文的作者是世子或其门人，那么帛书《五行》篇“说”文也一定蕴含着世子的思想和学术观点。笔者认为帛书《五行》篇“说”文是由简帛《五行》篇“经”文再到《孟子》的中间环节， 因而这个所谓的“世子之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鉴于帛书《五行》篇“说”文在思、孟之间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孤立地或者片面地去看待所谓的“世子之学”或者世子本人。《孟子•离娄下》载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世硕认为人性之善恶是可以教育培养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孟子的人性论受世硕人性论的影响很大，似乎也证明了孟子的师门出处。

笔者认为简帛《五行》篇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孔孟之间早期儒家的传承和发展尤其是子思学派提供了新材料。笔者认为，子思之学是受到了多方面影响而形成的，子思学派的组成也是比较复杂的。世子及其门人为本属子思学派的著作《五行》作“说”文，我们有理由相信，世子本人应该就是子思学派的一员。

[作者孙希国（1975年—），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吉林 长春 130012

辽东学院思政部讲师 辽宁 丹东 118001]

[收稿日期：2011年4月10日]

（责任编辑：谢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