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论析

[摘 要]邓小平有着深刻的从严治党思想，突出表现在信念教育、制度建设、纪律保证、从严治吏、党风建设和惩治腐败等方面。这一思想的提出在于：执政环境的改变，使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考验;世界上一些老党大党垮台的深刻警醒;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经验的总结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对于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伟大战略的落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从严治党;四个全面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5）04-0013-06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从严治党是其重要内容。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继续深入学习和探讨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笔者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主要内容、形成原因及其当代启示做一探讨。

一、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一，信念教育：“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1]（P144）。从严治党，必须首先解决思想政治建设这一根本问题。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十分关注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如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2] （P342）。各级党组织必须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做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上，否则就不可能有效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不仅如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他突出强调进行共产主义的信念教育。他认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2]（P367），并特别强调“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1]（P144）。

第二，制度建设：改革党的“领导制度”。教育不是万能的，坚持从严治党，既要加强思想政治的“软件”建设，又要加强制度的“硬件”建设。对此邓小平尤为关注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改革。他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P333）。邓小平认为，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中，存在着诸如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弊端。因此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必须改革党的现行制度中的种种弊端，建立健全一整套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使好人能够充分做好事的完善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2]（P333）。

第三，纪律保证：“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严治党，必须严明党的纪律。邓小平说过：“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并强调：“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1]（P112）而严明党内纪律，其根本依据就是党的章程，因为“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2]（P147）。只有以党章为依据，才能把党的纪律建设好。对此，邓小平告诫，在党章党纪面前，所有党员一律平等。“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他认为“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2]（P322）。就党的纪律建设而言，首先要严明政治纪律，这是“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1]（P112）。他要求“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2]（P366）其次要严明组织纪律，在工作中严格组织程序，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增强党性，特别是要“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1]（P46）。再次要严明财经纪律，每个党员都要“同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同假公济私、开后门的现象作斗争”[2]（P125）。

第四，从严治吏：即“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 [3]（P328）。事实证明，党员干部队伍素质的高低、作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管党治党的成效。20世纪80年代，经过十年“文革”，党员干部队伍中确实有一部分人不合格，针对这一突出的问题，邓小平强调从严整顿、注重建设。特别是在选人上，“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2]（P75）在培养使用上，要坚持解放思想、克服阻力、打破框框，尤其要“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2]（P326）。在制度保障上，坚持从严治吏就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 [2]（P332）。可见，从严治吏，在邓小平管党治党思想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第五，党风建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的传统和作风” [2]（P269）。执政党的作风建设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从严治党，必须加强作风建设。早在20世纪80年代，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官僚习气、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肥私、脱离群众等不正之风，邓小平就警示道：“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2]（P162）党风引领民风，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邓小平要求“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2]（P177）。并且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党的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于整个改革过程之中”。简言之，“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1]（P164）。

第六，坚决惩腐：即“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腐败”[1]（P379）。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少数党员干部忽视思想改造，丧失党性立场，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谋取私利，严重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从严治党，必须严惩党内的腐败分子，邓小平认为，如果“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1]（P313）。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邓小平在总结加强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是“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1]（P314）。他认为，解决贪污腐化和权力滥用现象，主要依靠两种手段，“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特别是惩治腐败“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1]（P297）。同时还告诫，反腐败斗争是长期的和艰巨的，“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腐败”[1]（P379）。

二、邓小平高度重视从严治党之因

第一，执政环境的改变，使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执政地位的变化和国内外环境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执政党作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但是，执政地位的取得，也使中共党内少数党员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习气。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邓小平告诫全党，“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还很容易在共产党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3]（P214）。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考验，出现了以权谋私、搞特殊化、贪污受贿等不正之风，严重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向全党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2]（P403）。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不正之风和贪腐问题的存在，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十年“文革”所积累和遗留下的一些消极思想，还未从一些党员干部的头脑中彻底清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放搞活所带来的冲击和经济博弈，使一些党员干部的观念发生了动摇。在严峻的考验下，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整顿党的纪律，要求从严管党治党就一刻也不能放松。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贪污腐败现象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又有所滋长蔓延，有些地区、部门甚至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平息后，邓小平认为，“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1]（P301）。正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邓小平特别强调从严治党问题。

第二，世界上一些老党大党垮台的深刻警醒。20世纪80年代末90年初发生的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如苏联共产党几乎一夜之间丧失了执政地位。苏东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治党不严。这一深刻教训，时刻警示着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关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邓小平始终予以高度关注以警醒全党。1989年11月，他在会见坦桑尼亚客人时指出，“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1]（P344）。这里的“内部”主要是指共产党内部。就苏联共产党而言，其一，苏共党内主要领导人的政治方向迷失和理论素养低下，“导致其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 [4]（P41），从而失去了共产党最为根本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优势。其二，苏共“党的组织建设陷入瘫痪”。苏共党内长期存在高度集中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在内的体制”，加之“党内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后期苏共党的各级组织多数处于瘫痪状态，无法在群众中发挥战斗堡垒和政治核心作用。其三，“党内腐败现象严重，党不再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5]（P194-196）。苏共垮台给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警示：在长期执政的和平环境下，共产党必须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不断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正如邓小平所说，苏东等国的严重曲折，使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1]（P383）。

第三，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管党治党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管党治党经验，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正是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经验的重要成果。

在推进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对于从严管党治党问题，中国共产党既重视思想教育，也重视制度约束。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指出了中共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在延安时期，通过整顿党风、文风和学风，清除了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9年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牢记“两个务必”的思想。所有这些，对于加强全党全军的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力地保证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面对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始终强调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一起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党风清廉、民风淳朴。然而，“文革”发生后使党的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从制度角度分析了“文革”发生的原因，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P333）。正因如此，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依靠制度管党治党的重要性，对于保证改革开放事业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以上的简明梳理，可以看出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正是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

第四，邓小平是一位具有“终身之忧”的卓越的共产主义者。纵观邓小平的政治生涯，无论个人境遇如何，他对于国家、对于党、对于人民的命运，始终充满了殷切而深刻的忧患意识。“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为革命而忧，就是忧国陷于危亡、民陷于水火的国破民困的悲惨境遇;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建设而忧，就是忧国家落后、人民生活改善缓慢和执政党的执政本领和水平不高。”[6]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的忧患意识特别是忧党意识全面升华。其一，忧执政党建设国家的本领不够过硬。早在1957年邓小平就提出：“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党、我们的干部是学会了。但在改造自然方面，这门科学对我们党来说，对我们干部来说，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对此他认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他还告诫全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

[3]（P262-263）其二，忧党员干部思想僵化。党员干部能否在工作中打破僵化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顺利进行。邓小平告诫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P143）其三，忧干部队伍人才匮乏。没有大批人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能成功。因此，邓小平十分关注中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问题，强调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重要性。他告诫全党这一问题解决不好，“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2]（P397）。正是因为邓小平是一位具有“终身之忧”的卓越共产主义者，胸襟广阔、目标远大，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的管党治党思想，尤其是从严治党思想极为深邃。

三、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当代启示

第一，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邓小平既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又突出强调党的制度建设，他深刻地阐述了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的辩证关系，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指明了方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不仅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有严峻挑战，比如党建中仍然存在轻视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制度建设乏力等突出问题。习近平强调，“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7]。这是对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在思想教育方面，“要突出重点，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7]。尤其要注重党性教育，即“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8]。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必须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以坚定的政治立场，真正经受住权、钱、色的考验，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引领社会风气的持续好转。注重道德建设，就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同时，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8]另一方面，在制度建设方面，“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9]（P135-136）。在管党治党过程中，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断完善党纪国法，强化对党员、干部的刚性约束。党的制度建设涉及诸多方面，包括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监督制度等，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完善。然而，制度也并不是越多越好。好的制度，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在于严，在于务实管用。总之，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实现二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既要反对片面强调思想教育而忽视制度建设，又要反对仅重制度建设而忽视思想教育。唯其如此，从严治党才能落到实处。

第二，从严治党，必须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实践证明，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独特优势。纪律松弛定会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长此以往就会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当下，从已经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中可以看出，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的纪律规定仍置若罔闻，隐形腐败仍旧存在。因此，党的各项纪律规定“还要进一步严起来”[7]。

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等。“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9]（P131-132）

。“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实践证明，“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全党必须遵守的重大政治原则。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从全局出发，正确处理中央政令与地方工作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到“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主义等违背中央政令现象的发生。全体共产党员，必须把握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决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决不允许泄露党和国家秘密，决不允许参加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决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9]（P132）。

第三，从严治党，必须从严治吏，即加强干部管理。习近平指出，“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7]，这与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下，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因违反党纪国法而落马，贪污腐败现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遏制，但是隐形腐败仍然存在，从严治吏一刻也不能放松。抓好从严治吏，关键在选人用人方面下功夫。首先，必须严格选人用人标准。要努力选拔培养那些“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人[10]（P412）。其次，必须严密选人用人程序。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必须认真把好动议提名关、民主推荐关、考察考核关、讨论决定关，按程序按规矩提拔，决不搞例外。再次，必须严明组织人事纪律。继续加强选人用人不正之风专项整治，坚决防止“带病提拔”、违规提拔，坚决打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严防用人腐败。

第四，从严治党，必须把作风建设落到实处。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一定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7]。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深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打掉了一批“苍蝇”、“老虎”，解决了大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必须常抓不懈，才能有效避免“反弹”现象的发生。加强作风建设，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抓常，就是“经常抓、见常态”。良好风气的养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重在日常教化，各级党组织要将作风建设有机融入到日常的学习、工作之中，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抓细，就是“深入抓、见实招”。对于工作、事业如果只满足于一般化、满足于过得去，很多细节问题就会被掩盖，积小成大、积少成多，问题叠问题，矛盾掩矛盾，最终必然会受到老百姓的质疑。只有埋头扎扎实实地解决一些老百姓关心的突出问题，才能重新树立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抓长，就是“持久抓、见长效”。抓好作风建设并非一日之功，必须持久抓、反复抓。多年来，作风问题、腐败问题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彻底解决，反而愈演愈烈，症结就在于一直是抓一抓、放一放，紧一紧、松一松。事实证明，全面从严治党，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才能久久为功。

第五，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忧患意识教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之际，习近平向全党进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他警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7]，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笔者认为，加强忧患意识教育，首先，要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形成科学理性的忧患意识观。形成“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发展及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为内容，以激发人们建设美好未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目的”[11]的忧患意识，摒弃以满足个体需求、个体利益为目的的狭隘忧患意识。其次，要不断进行恰如其分的“否定性思维教育”。即在党员干部教育过程中，不仅要讲当前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优势，也要讲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着眼未来，以恰如其分的否定性思维教育，时刻为广大党员干部敲响警钟。再次，要“全面加强党员干部的消忧弭患能力建设” [1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强党强国富民为落脚点，不断提高党的消忧弭患能力，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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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1]魏继昆.忧患与担当：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忧患意识的根本特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忧患意识的重要论述[J].求是，2014，（11）.

责任编辑：王 篆